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其中1965年9月30日爆发于印尼的排华运动，堪称印尼华人极其黑暗的一天。随后的两年时间里，这场排华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30万华人惨遭屠杀，财产被洗劫一空。城市的角落铺满了华人的遗体，河道被堵塞，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臭味。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国又是如何应对这一悲剧的呢？

9·30排华印尼事件，是一段沉重的历史。印尼地区排华传统由来已久，早在1740年，荷兰殖民者制造的“红溪惨案”就拉开了印尼排华的序幕。此后，即便印尼独立，排华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大大小小的排华活动几乎每年都会上演，每次都有华人因此受伤甚至失去生命。这种状况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反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愈演愈烈。

印尼排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因素外，华人在当地凭借勤劳肯干积累了较多财富，而印尼本地土著部分人懒散贪婪，对华人的财富觊觎已久，对华人态度极不友好。另外，当时海外华人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也没有强大的后盾支持，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欺凌时无力反抗，成为了被欺压的对象。

进入60年代，文官苏加诺当选为印尼总统，他获得了印尼共产党的支持。然而，军方与文官势力之间矛盾重重，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苏加诺倾向于亲苏，这让美国极为不满，美国不愿看到印尼这个地理位置重要的国家成为苏联的前沿阵地，于是开始拉拢右翼军人，企图推翻苏加诺政府。

幸运的是，总统卫队的将领提前得知了政变计划，并迅速采取行动镇压了这场可能发生的叛乱，大部分参与政变的军方领袖被击毙。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印尼陆军上将苏哈托撕下了伪装，指责总统卫队企图发动政变，还声称背后的主谋是印尼共产党。

苏哈托出身贫民，未接受过系统教育，参军后一直发展平平，在多位领导人手下任职。直到印尼独立战争时期，他才崭露头角，成为苏加诺的亲信。但苏哈托野心勃勃，平日里装作人畜无害，实则在等待时机。

政变开始后，苏哈托迅速控制了电台和部分忠于自己的军队，宣称正在平叛，并要求全国军队听从他的指挥，实际上是发动了政变。在获得所谓的“大义名分”后，他成功软禁了总统苏加诺，顺理成章地掌握了军政大权。

上台后的苏哈托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同时转嫁社会矛盾，将政变的责任全部推到印尼共产党身上。他一方面逼迫苏加诺解散印尼共产党，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对印尼共产党员展开了血腥屠杀。

由于我国政府曾对印尼共产党提供过支援，许多当地华人也加入了印尼共产党，再加上华人富裕的家境引起了当地人的眼红。因此，这场动乱爆发后，在印尼的华人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印尼共产党和当地华人组织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军方拥有大量的人员和武器。一旦军方发动攻击，弱势的华人群体根本无力抵抗。不仅加入印尼共产党的华人受到了残酷的打压，大部分普通华人也受到了牵连，排华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持续了两年之久。

在这两年里，华人聚居区沦为了人间地狱。暴徒们手持刀枪，肆意闯入华人家庭，抢劫财物，打砸工厂和商店。每天都有大量华人遇害，尸体堆积如山，收尸人都忙不过来，河水被鲜血染红，大量尸体堵塞了河道。更有甚者，一些凶手杀人后还将头颅堆在路边炫耀，任由其腐烂发臭。

“红碗行动”是这起排华事件中最为血腥的一幕。这一行动与印尼当地的土著民族达雅族有关。达雅族是一个较为野蛮愚昧的民族，保留着封建社会和氏族社会的特征，有猎杀仇人头颅的传统习俗，秉持“血债血偿”的观念，对待敌人极其残忍，经常挑起部落仇杀，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在“9·30排华运动”中，苏哈托政府为了扩大排华声势，编造了达雅土著9大长老被华人杀害的谎言，成功挑起了达雅族对华人的仇恨。达雅族土著果然中计，迅速对华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见到华人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

达雅族有一个特殊的习俗，会在仇人门前放置一个装有动物鲜血的红碗，同部落的人看到红碗后，就可以对这家人进行血腥报复，且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因此，靠近达雅族部落的华人遭遇了灭顶之灾，许多家庭全家被杀，财产被洗劫一空。由于达雅族复仇时的红碗标志，这一阶段的排华运动也被称为“红碗行动”，它代表着排华运动中最为血腥和疯狂的时刻。

令人气愤的是，对于达雅族的暴行，印尼当地的警察和军队不仅没有进行阻拦，反而与暴徒同流合污。他们凭借地头蛇的优势，专门针对富裕的华人家庭，抢夺财物，杀人越货，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给华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无数华人在这场浩劫中失去了财产、亲人和生命。

印尼是世界上排华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排华传统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

航海时代，西方侵略者人数有限，难以对东南亚地区进行有效统治。而印尼当地华人数量较多，且受到当地人的排挤，具有一定的拉拢价值。于是，荷兰人将华人作为统治阶层，让华人直接管理印尼土人，这导致华人与印尼土人之间积累了大量的矛盾。

荷兰殖民者只关心自身财富的掠夺，根本不顾及华人的死活，这使得印尼频繁爆发排华和反华运动，而每次受损的往往都是华人。印尼独立后，当局将华人视为“肥肉”和“替罪羊”，财政紧张时就排华，社会矛盾尖锐时也排华，这让印尼华人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

“9.30排华”事件就是这种畸形社会生态的典型体现。为了减轻政变的影响，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苏哈托再次举起屠刀，充公华人的财产以缓解财政压力，同时借机拉拢同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从那时起，印尼排华成为了公开的“传统”。

实际上，华人在印尼的艰难处境也与一些客观因素有关。印尼华人大多是我国沿海民众的后裔，为了生存，他们逐渐放弃了中国传统，与当地土人杂居，由于人数不占优势，不断被同化，几代之后，他们与印尼人的差异越来越小，对中国反而变得陌生。

在长期的生活中，当地华人被迫更改印尼名字，放弃中国国籍，也不再使用中国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身上的中国印记逐渐消失，变得更加本土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65年排华运动发生后，我国派出客轮接应华人时，只有少数华人接受了国家的庇护。

排华运动背后，有着复杂的势力博弈。直接对华人施暴的是底层印尼民众，而实施排华策略的是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政府，英美等西方国家则在背后推波助澜。1965年处于美苏冷战时期，印尼前任政府亲苏，而苏哈托亲美，为了向美国表忠心，苏哈托对印尼共产党采取了残酷的行动，英美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管。

美国人在这场排华行动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美国政府不仅给予苏哈托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美国驻印尼大使还直接干预印尼内部事务，为苏哈托出谋划策，唆使他以印尼共产党企图夺权为借口发动军事政变。

尽管美国后来试图掩盖自己的行为，但从当时的官方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宫对苏哈托提出了诸多建议，甚至直接给出暗示。白宫给驻印尼大使的电报中，要求其将印尼国内局势的变化归咎于中国和共产主义，借此抹黑打击苏联。

英国也趁机搅局。当时的英国政府认为印尼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不利于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于是暗中印刷了数百万本煽动民族矛盾的小册子，分发给印尼的右翼势力，企图制造更大的混乱。

可以说，英美两国的介入让“9.30排华”事件愈演愈烈，迅速蔓延至印尼全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苏哈托在政变初期利用排华转移视线，有了英美的支持后，更是肆无忌惮地屠杀华人，排华暴乱持续了两年之久。据记载，华人死亡人数不少于30万，更多的人则无声无息地死在了无人知晓的角落。

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使印尼华人多年积累的财富被他人掠夺，幸存的华人大多加入了印尼国籍，成为印尼民族的一部分。这一事件不仅割裂了印尼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内耗，也让印尼“温和穆斯林”的形象大打折扣，在国际社会上声名狼藉。

排华暴动后期，印尼政府的疯狂行为甚至引起了美国军情局的关注，他们对这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感到震惊，对印尼领导人苏哈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到后来，印尼暴徒已经失去理智，只要看不顺眼，就给人扣上共党分子的帽子，肆意掠夺财物，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军队和民间武装力量不断膨胀，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以史为鉴，2012年上映的纪录片《我是杀人魔王》引起了广泛关注。这部纪录片是导演走访“9·30排华”事件的幸存者和参与者后，耗时8年制作而成的。影片上映后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在欧美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让全世界看到了这场血腥大屠杀的惨烈程度。

纪录片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印尼政府的法西斯行径，其残暴程度不亚于纳粹。纳粹发动“长刀之夜”掠夺犹太人财富，印尼政府则大规模排华，侵吞华人的财产。这样的恶行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唾弃和谴责。

然而，印尼政府并未对这一事件表现出应有的悔意，只是发布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希望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但既没有道歉，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善后措施。他们对国际社会的指责置若罔闻，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你们说得都对，但我还会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