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信义，这位曾两度出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日本元帅”，在日本侵华历史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他活跃于日本对外扩张的关键时期，其军事行动与决策对中国造成了巨大伤害。第一次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他大力推动日军在东北的侵略布局，妄图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再度上任后，更是变本加厉，指挥日军进一步扩大在华军事行动，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武藤信义代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与残暴，他的所作所为是日本侵华罪恶历史的一部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反思。
陆军大将武藤信义曾两度出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这在其前是没有过的，而在其后也只有菱刈隆一人，武藤信义在他第二个任期内，对其前任本庄繁时期的所有政策都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为了巩固和拓展日本在中国东北攫取的利益，武藤信义秉承日本大本营的旨意，又将侵略的魔爪神向了热河省，并成功地将热河省纳入了“满洲国”的版图。
此后日本又开始觊觎中国的华北，虎视眈眈地盯上了平津地区，中国军队不得不进行了英勇的长城抗战，但最终还是被逼迫沿长城一线划定了军事分界线，因此武藤信义曾被日本媒体称之为“满洲的守护神”，但他在中国人眼中却是“魔鬼的使者”。
武藤信义
武藤信义（1868—1933）是日本佐贺县人，原本有望成为一个教师，但却在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从军，1892年7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担任步兵小队长，是一个很早就侵略中国的“老鬼子”。
1896年12月，武藤信义考入陆军大学校第13期，与菅野尚一、奈良武次、森冈守成等人同学，这一期共有41名毕业生，及至1899年12月21日毕业时，武藤信义获得了首席，被明治天皇御赐军刀。
武藤信义被分配至参谋本部任职，期间曾赴沙俄海参崴、敖德萨等地考察并研习军事，由此成为军中的“俄国通”，日俄战争期间，曾在近卫师团、鸭绿江军担任参谋，还曾在日本驻沙俄公使馆担任武官辅佐官，其在晋升陆军大佐之后，曾先后出任参谋本部欧美课长、近卫师团步兵第4联队长及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等职。
1916年5月2日，武藤信义晋升陆军少将，并出任第十八师团步兵第23旅团长，后被调回参谋本部，在日本出兵西比利亚期间，曾前往中苏边境地区刺探军事情报，还在哈尔滨建立了情报机构，并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这就是“武藤机关”的由来，可以说是日本在哈尔滨从事情报工作的鼻祖。
武藤信义
这一时期，武藤信义还在日军第三师团司令部出任部附，辅佐师团长大庭二郎中将，当时第三师团驻屯在伊尔库茨克，以干涉俄国的十月革命，并曾与苏俄红军作战，其后又作为参谋本部部附驻屯在鄂木思克。
1919年1月5日，武藤信义出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该部主管日本陆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因此也被称之为作战部，其时担任参谋总长的是上原勇作大将，此人是大正中期和昭和初期日本陆军的领袖，也是“皇道派”的创立者，在日本军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正是在其倡导之下，关东都督府被撤销，并实行军政分离，成立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因此可以说上原勇作是关东军的缔造者，武藤信义在其手下任职，为其日后晋升铺平了道路，不久又转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
1921年5月5日，武藤信义被晋升陆军中将，并被外放出任第三师团长，但仅仅过了一年半，就于1922年11月24日被调回参谋本部，出任参谋本部次长，成为上原勇作的主要助手，辅佐上原勇作指挥日本陆军作战，上原勇作去职之后，武藤信义又辅佐了新晋参谋总长河合操大将。
1926年3月2日，铃木庄六接替河合操出任参谋总长，武藤信义也于同日晋升陆军大将，同时出任军事参议官兼东京警备司令官，同年7月28日被调到中国东北，接替白川义则出任关东军第五任司令官，他也是第一个以陆军大将军衔出任这一职务的将领。
武藤信义
1927年8月26日，武藤信义出任陆军教育总监，全面负责日本陆军教育，除了陆军大学校直属参谋本部直辖之外，其他军事院校以及军事教育，均由教育总监管辖，与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并列为日本陆军“三巨头”。
1932年5月15日，日本海军十几个青年军官与陆军候补生预谋刺杀了第29届首相犬养毅，史称“五.一五事件”，武藤信义受此事件影响而引咎辞去了教育总监一职，并于5月26日再度出任军事参议官这一虚职。
1932年8月8日，武藤信义再次出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并于当年9月15日又兼任了关东厅行政长官及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以一身兼任三职，开始执掌“满洲国”的军事、行政、外交等一切大权，成为大权在握且一言九鼎的“太上皇”，并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由此日本正式承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武藤信义与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
老奸巨猾的武藤信义，对待傀儡皇帝溥仪的态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亲善”有加，每月逢一之时，即每月的1日、11日和21日，都要前往勤民楼拜会溥仪，而每次见面时，都以年过花甲之身，向尚不满30岁的溥仪鞠躬致敬，并且是面带微笑，话从口出时必恭敬称之“阁下”，让溥仪深感“温暖”，“有一种得天独厚的感觉”，二人这种“推心置腹”的晤谈，经常长达二三个小时，往往让随从的官员和警卫等得焦躁不安。
武藤信义拜会溥仪
在武藤信义这种“亲善”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不可抗拒的权威，他不断向溥仪灌输日本国的强大以及侵略满洲的“正义性”，而当溥仪提出一些具体要求时，又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常常搞得溥仪不好意思再提，但武藤信义在溥仪心中的形象却有增无减，被眼前这个白发长者彻底征服，“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
武藤信义不满足于仅占领东北三省，开始筹划将热河省划入“满洲国”的版图，并于1933年2月21日组织关东军侵犯热河省，热河战役由此打响，但士气低落的东北军还是节节败退，省会承德很快失守，不久热河全境彻底沦陷，整个东北均沦陷于日本关东军之手，一部分东北军和东北抗日民主联军转入了游击战，伺机与关东军薄弱之敌激战，不少爱国志士也都企盼着“打回东北去”。
武藤信义与溥仪等官员合影
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四省之后，又开始觊觎中国华北，直取北平和天津的态势十分明显，借以逼迫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以使“满洲国”的国际地位合法化，中国政府当然不能主动放弃东北的主权，因此不断将军队调往在山海关长城一线，由此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
中国军队在长城抗击日军
1933年3月至5月，二十多万中国军队集结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英勇抗击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但由于敌方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不断攻破中国守军的防御阵地，长城沿线一些重要隘口还是逐个失守，致使平津地区陷入危机之中，迫使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最高领导人何应钦，派出谈判代表熊斌与日本谈判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确定长城一线成为中华民国与“满洲国”的军事分界线，而该协议的签订，实际上等于默认了日本侵占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巩固了日本在华攫取的利益，同时也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日后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
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1933年5月3日，功劳大大的武藤信义被授予元帅称号，元帅并不是日军的正式军衔，而是一种荣誉称号，只有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和教育总监都当过的重量级高级将领，才有资格被授予元帅称号，而武藤信义只是当过教育总监和参谋次长之职，原本是不符合授予条件的，但却在老前辈上原勇作元帅和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教育总监林铣十郎等人的鼎力支持下，以及他在满洲国任上立下功勋的加持，竟然问鼎元帅称号成功，而且是自1921年上原勇作封帅之后，第一个问鼎元帅的陆军大将，并且是第一个被裕仁天皇赐予元帅军刀和元帅徽章的陆军大将。
武藤信义
福与祸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武藤信义最终还是乐极生悲了，在他封帅的两个多月之后，即1933年7月27日，就因黄疸病猝死在新京（长春）关东军司令部的官邸内，其灵柩被他的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护送回东京安葬，被追授勋一等旭日桐花大授章，并于8月6日追封男爵，而此前还曾获得功三级、功二级及功一级金鵄勋章。
关于武藤信义之死，历来有人提出质疑，大致存在三种说法，一说黄疸病致死；二说死于猝死；三说剖腹自杀。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武藤信义都是死于关东军司令部官邸之内，这是基本事实。
近100年之前，黄疸病是否能够令人短时间死亡，甚至连送医都来不及，这需要职业医生做出判断，而说武藤信义剖腹自杀，实在是缺少自杀的动机，最可信的还是猝死一说，因突发疾病而猝死于关东军司令部官邸内，这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