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杰的发言往往能引发广泛关注与思考。在当今信息飞速传播、社会不断变革的时代，他的观点有着独特价值。或许他站在行业前沿，对新兴领域的发展趋势有着敏锐洞察，其发言能为相关从业者指明方向；又或许他从社会民生角度出发，针对热点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为解决实际难题提供思路。每一次杨士杰发言，都像是在知识与思想的海洋中投入一颗石子，激起层层涟漪，促使人们去重新审视现状、探索未来，在不同层面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昨天讲了杨荣甲访问非洲的故事，引起读者共鸣。杨荣甲敢于说真话，有家风传承。他的父亲杨士杰在关键时刻说真话
，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杨士杰是河北定县人，生于
1911年，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担任过察哈尔省委代理书记，山西省委第三书记等职。后来到鞍山担任市委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
左起赵敏、袁振、杨士杰、赵希愚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突发心肌梗塞，离职休养。1977年秋，作为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党支部的书记，他和袁任远、张策等一起反对中组部长郭玉峰等人当选十一大代表，进而张贴大字报公开批评郭玉峰。当年12月，中央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取代郭玉峰。杨士杰随后出任中组部副部长，在部内分管清查工作。
1978年
6月14日
，由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
配合，
在山东烟台召开
“
研究
右派
分子摘帽的具体
问题
和商定落实方案的专业工作
会议
”，
胡耀邦委托
杨士杰代表中组部
参会
，杨士杰
带
袁任远的
秘书陈文炜
同往
。
当时，会议的主题是落实右派摘帽，并无改正之说。会议坚持按
中央
1962年对平杰三、李楚离、张子意、章夷白、凌云“关于安置已摘右派帽子的人员和右派分子的意见”
的
回复，
“
对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
但在讨论过程中，一些代表提出
“
确实完全搞错了的
”不好掌握，东北的代表提出了“
确实搞错
了的六条标准
”，也未被会议采纳。直到22日会议闭幕前，右派改正
并未提上日程
。
杨士杰
决心破题
。他让陈文炜连夜起草了一个讲稿，拿到闭幕会上宣读。他说：
对过去定的右派，凡是搞错了的都应当予以改正，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应当错多少
，
就改正多少。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当年被
划为
右派的
多数是知识分子
，他们
的知识
是
我们
党
和社会
的
宝贵
财富
。解决右派问题决非只是单纯的生活安置问题，而是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的大局。
话声刚落，举座哗然。
杨士杰的
意见，
超出了会议的原定框架。对他的讲话，当时反对者不少，有人还说他是两面派。但他的发言还是被传到会外，有人将他的发言内容油印出来，到处传送，
右派
及
亲属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会议结束
后
，统战部和公安部向中央拟了一个汇报提纲，坚持
1962年的结论。在袁任远、胡绩伟、安岗、王泽民、付真等
人
建议下，陈文炜写了一
封
反映烟台会议情况的
信
，杨士杰签字送给了统战部。
统战部质问：杨士杰到底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中央组织部？
杨
士杰
、陈
文炜直接
向胡耀邦汇报会议情况，
并送上发言稿和信的副本。
胡
耀邦当即表态：
“我
完全赞
成。
”
胡耀邦还
让中组部政研室以
组织
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报告，请中央就此问题重新定断。
三个月之后，
中央决定，参加
烟台会议的五大部
在
北京民族饭店
再次开会
。会议开始时
仍有
争论。统战部副部长
童小鹏说：
如果把几十万
“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是就忙得乱套了吗?杨士杰
拿着中央监察委员会
1963年甄别平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说，当年全国平反了695万人，中国都没有乱套，如今只平反50余万右派，怎么会乱套？中宣部长张平化、公安部长赵苍壁、统战部长乌兰夫、民政部长程子华在会上表态，赞同杨士杰的观点，同意实事求是地解决右派问题。会后，五部委起草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于
1978年9月17日
以
中央第
55号文件
发出。文件
明确规
定
：
“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经批准已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工资待遇。”“生活困难的给予必要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人，应予撤消开除团籍处分。”55号
文件使
99%以上的右派得到改正，他们和他们的
亲
属上百万人，
终于
摆
脱了
长达
20年的
苦
难
，迎来了新生。
改正和摘帽的意义大不一样。摘帽隐含的意思是当初整得对，现在实行宽大。改正则是承认当初整错了，现在要纠正。承认99%以上的右派整错了，是冤案，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次拨乱反正，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太大了！
杨荣甲说，
在文革后期和父亲交流比较多。曾说起在外交部干校和一些右派接触的情况，比如薛谋洪，懂七、八种外语，英文最好，日文、西班牙文、德文都懂，自己是专门学法文的，他法文阅读能力比自己都不差，把他打成右派了，写反修文章还要用他。中国搞阶级斗争，今天打倒
5%
，明天打倒
5%
，搞社会主义建设，人到底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这些交流，对父亲都有影响。
杨士杰为右派改正放了重要的一炮，他个人没有任何私利。右派改正了，他也要向自己在鞍山主政期间的受难者道歉。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身为高官，内心仍然坚持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是官员最难得的品质。
1988年，杨士杰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