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与社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农业税的变革是一段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农业税，这一在中国存在了漫长岁月的税收制度，有着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和深远影响。

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这一举措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追溯历史，中国有记载的农业税收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前594年），当时鲁国实行了“初税亩”。此后，不同朝代对农业税有着不同的称谓，汉代称之为“租赋”，唐朝则称作“租庸调”，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叫做“田赋”。在历史的长河中，历朝历代对税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即便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税的征收也未曾停止。要知道，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税收长期以来都是国家统治的根基，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便是农业税收。从现代视角来看，农业税一直被农民形象地称为“皇粮国税”。尽管农民负担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大陆，但农民们一直将纳税视为一种应尽的义务，对农业税并无对抗心理。直至2005年农业税废止，这项税收制度共计实行了整整2600年。

从税收制度的公平性来看，作为生产者和经营者，城市工商业者只有将商品拿到市场上售卖才需要交税。然而，农民无论实际产量如何、成本消耗多大，都必须按照定额交税。这就使得农业税几乎演变成了“地租”。经过换算可以发现，农产品增值税的税率比工业品增值税的税率要高出5至8个百分点。城市和农村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体现之一。这种税制不仅有失公平，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既能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积累必要的资金，又不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党在农业税负担方面继续推行轻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明确规定：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而且，国家还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减免政策，比如1979年到1983年实行的起征点减免，1985年开始对贫困地区进行减免等。因此，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全国实征农业税正税、附加占农业实际产量的比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13%，“一五”时期为11.6%，“二五”时期为11.9%，1963年到1965年平均为7.5%，“三五”时期为6.4%，“四五”时期为5.4%，“五五”时期为4.2%，“六五”时期为3%，“七五”时期为2.9%，“八五”时期不到2.9%。

大家看到这里或许会心生疑问：农业税和一起乡长死亡事件有什么关联呢？这就不得不提及1999年8月发生的江西丰城事件。事件的大致经过如下：1999年8月，江西丰城有一位周姓农民，他目睹当时农民生活的艰辛，既要辛勤劳作，又要承受繁重的农业税负担。于是，他自费整理了国家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将其分发到每一个人的手中。同时，他鼓励农民积极争取自身的利益，抵制一些不合理的上缴费用。当时的乡政府得知此事后，以妖言惑众、扰乱民心的罪名，将周姓农民抓到所谓的学习站进行“改进学习”。然而，仅仅两天后，周姓农民就不幸死亡。

周氏家属得知消息后，聚集了50多人来到乡政府门口，要求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但当时的乡政府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敷衍了事，甚至将这些人赶出了乡政府。这种行为彻底激怒了农民，好好的一个人不明不白地死去，再联想到那些年乡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全然不顾农民的死活。当时在基层农村干部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上吊不解绳，喝药不接瓶，投河不拉人。要敢打人，就抓你的人。”由此可见，当时的村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何等严重。

很快，这件事在四个乡镇迅速发酵。四个乡镇的数万百姓手持自家的农具，浩浩荡荡地来到乡政府门口。此时，一心想着报复的农民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们冲进乡政府，将乡长和一名乡干部从二楼扔下，随后挖了一个大坑，将两人活埋。而前来调和的派出所所长和一名民警也被当场打死，派出所所长的尸体还被吊在树上示众。

见到此情景，乡党委书记乘坐乡中学一位教师的摩托车跑到县城。当夜，江西省调派大批警力进驻丰城，进行武装镇压，这起事件才逐渐平息。不久之后，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过重而导致死人的重大群体事件。鉴于事态的严重性，会议强调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农业税。

2000年3月2日，我国发布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并正式在江西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3年后，国务院再次发布通知，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2005年上半年，中国的22个省市已经免征农业税；到2005年底，有28个省以及大部分的县和市都全面免征了农业税。2006年1月1日，中国彻底废止了《农业税条例》，农业税自此正式成为历史。

在网络上，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声称：江西丰城事件导致中央取消了农业税，是人民斗争胜利的结果。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这种说法是偷换概念、拉仇恨，企图煽动人们采用不合理的手段去闹事。江西丰城事件看似与征收农业税有关，但其实质是基层政府治理官僚化所引发的恶性事件。

我国地域广袤，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然要全面考虑各地区人民的利益。而且，法律法规通常是依据实际发生的情况来制定的。这就导致我们常常感觉法律似乎总是滞后，原因就在于此。在上个世纪，中央政策传达至地方的渠道主要是新闻联播、文件等形式，无法及时传达给所有老百姓，从而产生了信息差。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小团体或个人利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进而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官僚主义等因素的叠加，就经常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比如，本人在1992年冬天去北京拜访同学时，他们所在的地方已经开始执行当年8月中央发布的国企改革精神，而我的家乡山西大同执行同样的政策却是在5年之后。由此可见，政令不通给群众带来了诸多不便，也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手段的发展以及网络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我们的惠民政策能够及时推行，老百姓能够在第一时间与政府同步掌握政策信息。只要坚决摒弃官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政府的治理能力必将得到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