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历史的宏大画卷中，有一位被称为八大司令员里“李铁梅”的人物——李铁梅。这个特殊称谓让她在历史长河里显得尤为独特。“李铁梅”本是经典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人物，象征着勇敢、坚毅与忠诚。而此“李铁梅”能与八大司令员产生关联，必然有着非凡经历。她或许在特定时期、特殊任务中展现出了如同样板戏中李铁梅般的无畏精神和坚定意志。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探寻她的故事，揭开这位与八大司令员相关的“李铁梅”背后不为人知的传奇。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文献中，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军报》原社长祝庭勋主编的《李德生的传奇人生——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著述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李德生回忆录》中，都详尽地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1973年12月，毛主席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全国十一个大军区中的八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在这次调动中，李德生离开北京军区，到沈阳军区担任司令员。这是我军前所未有的一次重大人事变动。

八大军区司令员

这件事是毛主席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议由他主持召开。毛主席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主席都开会或找有关人员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

第三天，毛主席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说：“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你们商量了吗？看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太好了。”他提议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说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他们三个都刚去，不要动。他又说：“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毛主席与叶剑英在一起

毛主席交代叶剑英，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开一个军委会议。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二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员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如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对徐向前、聂荣臻分别说：“你是好人啊！”还问徐向前：“身体还好吗？”

他在讲话中还是谈八大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会上，毛主席对对调的时间、迎送方法、注意些什么事，都提出了具体意见。说到李德生时，毛主席同李德生说，你在北京军区搞得倒是不那么久，把你调到沈阳军区去，是因为你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梅”，你是陪绑的。毛主席风趣地对李德生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关于喝烧酒的故事，1973年12月9日，也就是同李德生说“喝烧酒”的头三天，毛主席曾经同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说：“我一身都是病。两年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烧酒，请我去喝呢。”

将近五十年过去了，岁数稍大一点的，听过中央有关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文件传达的人，对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理由记忆犹新。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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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提议对调的八大司令员，除李德生外，另七位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前在他所在的那个军区“搞久了”，究竟有多久呢?

陈锡联，1915年1月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于1959年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12月，他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间是十四年。陈锡联1969年4月、1973年8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得志，1911年1月生，湖南醴陵人，192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于1955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12月，他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时间是十八年。他是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在1969年4月党的九大、1973年8月党的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曾思玉，1911年2月生，江西信丰县人，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1967年7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12月，他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时间是六年五个月。他于1969年4月、1973年8月在党的九大、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许世友，1906年2月生，河南新县人，1926年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一师一团任连长，1927年8月离队归乡，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即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12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时间是十八年。他是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丁盛，1913年生，江西于都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于1969年7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12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时间是四年五个月。他是党的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韩先楚，1913年2月生，湖北黄安人(今红安)，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参加孝感地方游击队。1957年9月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12月，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时间是十六年零三个月。从1956年到1973年，他是党的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皮定均，1914年8月生，安徽金寨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12月，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时间将近五年。他是党的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从以上对调的七位大军区司令员的任职时间看，最少的丁盛，四年零五个月，其次是皮定均，将近五年，然后是曾思玉，六年五个月。其他都在十六年到十八年之间。

而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时间，从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代表毛主席宣布党中央的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那一天算起，到1973年12月26日，李德生到叶剑英那里辞行，乘飞机离开北京，到沈阳军区任司令员，总共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时间是两年十一个月。所以毛主席说李德生不在“搞久了”之列，是“陪绑的”。

李德生（右二）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与许世友(中)等在一起合影。

那时，有一部公演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剧中人物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他们是只有革命阵营里的抚育关系，没有人世间的血脉相通关系的三代人。他们组成了一个革命家庭。李铁梅管李奶奶叫“奶奶”，管李玉和叫“爹”。李玉和管李奶奶叫“妈”。李奶奶和李玉和都是老共产党员，李铁梅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烈士的女儿。日本鬼子鸠山到这一家抓共产党员李奶奶、李玉和时，连带着把不是共产党员的李铁梅一起抓了，所以说李铁梅是“陪绑的”。

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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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阅读好友郑阳提供的有关史料后，回忆二十多年前，同其他笔友在李德生身边为其整理《军事思考录》时，亲耳所听李德生同志讲毛主席在八大司令员对调时，说他是“李铁梅”，是“陪绑的”故事。毛主席那时讲的“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行”的。

怎么“不行”？笔者认为，“不行”，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任职时间太长了，容易形成派系，即某些政党或集团内部的派别，就是人们所说的“山头”。

山头，字典上有几个释义：山的顶部，山峰；设立山寨的山头，比喻独霸一方的宗派，如：拉山头；坟地，以坟冢常在的山上而得名；旧时对景颇族的称谓。

我军早先所说的“山头”，是对各个根据地的俗称。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大大小小的“山头”，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颇有相似之处，其间的分化组合，关系十分复杂。其形成过程分为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红军时期，是我军的初创时期，大大小小的“山头”不计其数。其中，除琼崖红军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以外，其他“山头”都逐渐合并，最后形成四大“山头”：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其中大“山头”里面又有小“山头”。

抗日战争时期，红军时期的四大“山头”演变为五大“山头”：红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组的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是115师主力之一，原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作战需要，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其战斗序列，基本上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五大“山头”为基础，做了一些小的调整。改编后的五大“山头”为：总部直属部队，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

毛主席对待“山头”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除“山头”。笔者理解，1973年的八大司令员对调，就是为了消除“山头”，抵制“山头主义”，以利于政令畅通。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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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叫做“油了”呢？字典上“油”的释义：一，动植物内所含的液态脂肪或矿产的碳氢化合物的混合液体，通常把固态的动物脂肪也叫油；二，用桐油涂抹，比如：油窗户，这扇门油过一次；三，被油弄脏，如：衣服油了；四，浮滑，油滑，圆滑，不诚，比如：油腔滑调，这个人油得很；五，油然，盛兴貌。《孟子·梁惠王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赵岐注：“油然，兴云之貌。”亦用为自然而然之意，如：“敬幕之心，油然而生。”毛主席说他的爱将们在一个地方“搞久了，油了呢”，不是字典“油”的释义第一、二、三种“油”，也不是“油然、盛兴貌”的“油”，倒是让人听到了几种言外之意。

一种是浮滑，油滑，圆滑的声音。关键字是“滑”。他那个“油”，像泥鳅一样，不容易被逮住。

另一种是，前面所说的“山头”。咱后来人想一想，他们那一代人中的某位将军，率领千军万马，从红军时期的那块根据地打起，然后长征、抗日，一直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打出一个比原来那块根据地大得多的几个省、市，在那里建立了从省、市到地、县、村镇各级政权，然后又带着队伍出国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后，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山头”，那不更“油”了吗！

最后，还隐约听到了一种家长制的言外之意。中国有一种制度叫做家长制。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家庭组织制度，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作为家长的男子掌握经济大权，在家庭中居支配地位，其他成员要绝对服从他。毛主席说的有几位大军区司令员一个人说了算，政治委员不起作用。不调动人家不好说话，指的就是这个家长。但毛主席说的“油了呢”，绝对不是指他的爱将们有那种油腔滑调和不诚。这种“油了呢”，既包含着一种爱，也包含着一种极不喜欢。所以，要把他们调动一下，让爱将们在调动中去掉那种“油”。

既然是因为“搞久了”，“不行呢”，“油了呢”，才将司令员们调动一下，政治委员不动。而李德生呢，一没有“搞久了”，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才两年十一个月；二没有“不行呢”，在北京军区，李德生从未去建立自己的派系；三没有“油了呢”，毛主席一手提拔起来的爱将李德生，最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根本就没有“油”的念头，也不会去学“油”的本事。所以，李德生跟毛主席所说的“搞久了”，“不行呢”，“油了呢”没有关系。毛主席说李德生是对调的八大司令员里的“李铁梅”，是“陪绑的”，非常恰当。

但李德生在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两年十一个月的时间里，却做了一位司令员分内该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落实毛主席多次同李德生面谈的，针对苏联在我国北方当面陈兵百万，加强我国北部国防建设，以防御外敌入侵这件大事。虽然两年十一个月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李德生在贯彻毛主席有关华北地区的战略方针和部队建设的指示方面，工作做得很扎实。

首先，李德生和军区领导同志、军区机关，反复学习研究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空中和地面，对周边和纵深的地形，预设战场，人防工事等，作了全面勘察。李德生空中看地形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派人做空中和地面警卫工作。

其次，为了改变部队“只搞文不搞武”的状况，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指导军区部队加强了军事训练，特别是加强了有针对性的反空袭、反坦克、反空降，打飞机、打坦克、打伞兵的训练。对民兵建设和训练，根据华北战场的特点，做了长远部署，提出了具体实施措施。

第三，针对未来战争中可能出现的飞机空袭、大批坦克入侵，敌军空袭和使用原子化学武器等情况，组织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阵地防御作战演习，有空军、诸兵种和民兵参加的打敌集群坦克研究性战术演习。还抓了部队的作风纪律、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建设工作。

毛主席对李德生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了如指掌，夸他还来不及，与“搞久了”“不行呢”“油了呢”毫无关联，昵称李德生是“李铁梅”“陪绑的”，李德生受之有缘。（本文作者系国防大学教研室原副主任戴金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