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巾帼英雄熠熠生辉，危拱之便是其中一位极为出彩的人物。她被称为我党最早的“女明星”，在革命早期，凭借出众的才华和表演天赋，在宣传工作中大放异彩，用艺术的力量鼓舞着无数人投身革命。然而，她的革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曾背着“黑锅”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在漫漫征途中，她忍受着误解与委屈，依然坚定地跟随队伍前进，展现出了无比坚韧的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她究竟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出彩故事？让我们一同探寻这位传奇女性的非凡人生。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危拱之，乳名小玉，学名危玉辰。参加革命后改名拱之，抗战初期在中共河南省委工作时，化名林淑英、魏晨。

1905年10月31日，危拱之出生在河南信阳城内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父亲危尚忠系清末秀才，生有二男三女，拱之最幼。

家庭生活全靠祖上遗下的12石田产，外加危尚忠执教获得收入，有时还需依赖危尚忠妻子周氏娘家的接济。

危拱之7岁入私塾。因家境拮据，时学时辍，后来一度转入免费的教会小学，直到1916年，才正式做了汝阳道立女子小学的学生。

1922年，危拱之到新开办的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有一个学期，学校聘用了一个地理教员，学识浅陋，不堪任教。危拱之等人找到校长刘遂真，强烈要求更换地理教员，校长竟指责学生举止无礼，有伤校规。

学生见状，纷纷声讨校长专制。

危拱之一怒之下，冲入校长屋内，将校长的行李抛了出去。刘遂真恼羞成怒，在校园里挂出牌示，宣布开除为首“闹事”的危拱之、邹励贤、王兴周等4人。

消息传开，城内县立师范和讲习所等校的学生纷纷罢课抗议，声援女师同学的正义斗争。

1924年夏，危拱之来到省城开封，考上了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后改名北仓女中）。

该校标榜“为女界开风气”。

鼓励女子求知进步，与男子平等，女中不少教师是留学归国的学者，热衷宣传新文化。共产党人也在开封各校的学生中间传播革命理论。

危拱之十分喜欢听地理教师曾次亮的课，曾老师善于把介绍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历史掌故和诗词歌赋等穿插在讲课中，不仪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尤其使学生受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危拱之常到曾老师那里请教，并有幸接触到《新青年》杂志和鲁冠、郭沫若等人的著作，因之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开封后，各校学生纷纷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危拱之报名参加了声援沪案女子救护队，和同学们一起深入到国民二军的驻地鼓动士兵。

不久，开封各校学生志愿成立宣传队，奔赴各地城乡推动救国斗争的发展，危拱之和在汴求学的二姐危淑元一道，随队前往郑州。在一家工厂里，遇到来豫指导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若飞。

王若飞亲切接见了开封学生代表，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危拱之听后深受鼓舞。

此后，她利用暑假期间，和同学邹励贤等人多次往返开封——郑州——信阳之间，在火车乘客和城市市民中间募捐，支援上海被难同胞。

开学后，她更积极地参加各种进步社会活动。1926年初夏，为声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中共开封市委组织妇女群众捣毁勾结北洋军阀的铜元局小银号的斗争，危拱之是骨干分子。

1926年6月，危拱之中学华业。

不久，北伐军攻克武昌，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收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其中包括一个女生大队。危拱之欣然前往报考。

在武昌寄宿等待军校考试的日子里，危拱之积极投入了武汉旅店工会领导的革命活动。

1926年11月的一天，经周以莲介绍，危拱之在汉口德租界的一所小学校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2月，危拱之被录取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被编入女生大队第二区队。同年4月，危拱之转为中共党员。

5月，夏斗寅叛变时，危拱之随军西征讨伐反动派，沿途担任救护工作，受到极大锻炼。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军校被解散。同学中少数人恐惧斗争，脱离革命。危拱之则和数十名女同学，坚决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报名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医院工作，随军经九江、南昌，南下州。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女生队的游曦、邱继文等人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多危拱之、熊天春等人，在共产党员贺诚指挥下，首先处决了张发奎派来监视军医院的反动军官，然后投入战场救护工作。

12月12日夜间，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城。

16日在花县整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4师。女生队30余名战士随军转战。危拱之、郑梅仙、杨庆兰等人被分配到师政治部办公厅当宣传员。在红4师坚持东江地区游击战争的艰苦日子里，危拱之和战友们充满革命热情，积极发动广大农民协同部队作战，并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其间，危拱之还先后担任东江特委党校团支部书记、海丰工农苏维埃政府文书、苏维埃政府卫生局直属医院救护员，并和陈同生等人一起创办了《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她和同志们将报纸办得十分出色，受到师长叶镛和党代表袁裕（国平)的称赞。

1928年4月，海陆丰地区革命斗争失败。危拱之和李明秋等人乘船撤退到香港九龙，经恽代英安排，辗转来到上海，和党中央机关接上关系。

此时，中共河南省委在遭到严重破坏后，又在开封建立了新的机关，亟待中央增派干部。

7月，危拱之受党中央指派，风尘仆仆赶到开封，担任了新成立的省委妇女科科长，兼做技术工作。

在严重的白色恐饰下，她同省委书记张景曾（张和尚）以夫妇名义为掩护，努力恢复、开展河南党的活动。8月18日，省委妇女科拟定《河南妇女工作大纲》，提出了全省妇女运动的原则、方针和任务，并吁请省委和中央对妇女工作的注意和重视。

10月7日，危拱之在开封参加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她和与会同志完全接受党的六大的新精神，讨论、制定了省委新的工作方针及计划。

10月至12月底，因叛徒的破坏和敌人残酷镇压，全省许多地方党、闭组织和省委机关相继遭到破坏，大批党团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捕入狱，为了尽量减少革命力量的损失，继续坚持党的斗争，危拱之协助省委负责人到信阳、洛阳等地区巡视、指导工作。

1929年2月，危拱之和张景曾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组织决定派她赴莫斯科学习。

1929年6月末，危拱之等人到达苏联，进入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先在俄文十三班，继入政治第一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危拱之深感学习条件来之不易，总是抓紧时间，刻苦钻研，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1929年前后，留苏中国学生围绕国内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新同学多数不信服王明鼓吹的教条主义理论，而根据自己在国内参加实际斗争的经验，反驳他的夸夸其谈。

在这场争论中，危拱之也冷静地发表了个人意见。

从10月份开始，苏共的“清党”运动波及中大。

王明等人借机搞宗派活动，打击大批反驳过他的人。危拱之刚从南俄海滨休假返校，在斗争大会上，有人站出来指控她是“绅士的女儿，反对学校支部局”。

就这样，她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

不久，她被派到莫斯科近郊一家印刷厂劳动。此时，苏联人民正热火朝天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危拱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忘却了个人得失，继续坚定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1931年1月，危拱之回国到达上海。

翌年春天，奉派秘密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

她和李伯钊、唐仪贞3位女同志被安排到该区的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当教员，兼做粤闽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的工作。

危拱之在军政学校教社会发展史。她联系实际，为学员讲“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大家的欢迎。当年夏初，在军区参谋长肖劲光亲自过问下，恢复了她的党籍。

不久，福建军阀头子张贞进攻闽西苏区，其先头部队已到虎岗，形势严重，苏区机关紧急撤离。危拱之和方维夏等人背起供机关开支用的金银首饰，沿着崎岖的山路和田间小道经白沙、河田赶往瑞金。

途中，适逢谭震林指挥的红12军解放汀州，危拱之被留在这里做地方工作。她和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时常深入到纱厂女工中间，或走上街头，或沿汀江河招呼木排工人和船工，宣传党和红军的各项方针政策，讲解红军和白军的区别，很快消除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顾虑。

危拱之不会讲当地的客家话，每到一个地方，她口授宣讲词，由李坚真大声宣传。危拱之很注意宣传的生动性。

她讲道：

群众都被这种讥讽的语言引得哈哈大笑。

危拱之接着说：

这些通俗易懂的道理把群众的心都讲热了，围听的男女老少，情不自禁地和她们两人一起高呼，“打倒土衰劣绅！…红军万岁！”

中央苏区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后，危拱之由汀州到达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她被分配在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办公厅当秘书，兼任机关俱乐部主任。

不久，又奉调参加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

危拱之和赵品三、李伯钊等人负责主持红校俱乐部。由于他们的努力，俱乐部的活动开展的丰富多彩，有政治讲演会、科学讲演会、编写墙报、演出话剧和体育活动等。危拱之是文艺宣传的活跃分子，”被推选为学校戏剧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

毛泽东十分重视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指示：

红校俱乐部贯彻这一精神，以原来戏剧管理委员会的活动为基础，于1931年底成立“八一剧团”。

这是红军、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剧团，它标志着中央苏区的自发的、群众性的、临时的戏剧表演已发展到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戏剧运动，在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发展史上古有重要的地位。

危拱之是该团的积极组织者和创始人之一。

翌年5月中旬，周恩来、罗明等负责同志又向“八一刷团”领导人传达苏区中央局的指示：

危拱之等人深受鼓舞，全力组建“工农剧社”，危拱之担任副社长。

自7月份起连续召开了两次社员大会，拟定了《工农剧社章程草案》正当危拱之为开创苏区文艺运动施展才华的时候，她却再一次遭受更为严重的政治打击。

1932年前后，王明把持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对根据地的正确领导被诬蔑为“极为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央代表团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排挤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危拱之对这种做法非常愤慨，理所当然地予以抵制。

政治保卫局认为她“在反倾向的斗争中表现不积极”，于1932年秋对她审查，抓住她参与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草案》中的待定条款无限上纲，认定其中“偷运了政纲式的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指斥她在该社社员大会中，“对讨论偷运托洛茨基主义政纲式的草案时，她竟不提出反对，事实上是表示同情与调和的态度。”进而把这一切，与她在莫斯科曾“加入反党的斗争”联系起来。

于是，在同年12月中旬，宣布将危拱之“永远开除党籍”。

苏区中央局的文件在党内散发后，不少同志担心她承受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

与危拱之同时在红校工作的伍修权、吴亮平等人很了解危拱之的为人和作风，他们诚挚的安慰她，并劝勉她放眼未来，相信事情一定会澄清。

危拱之没有消沉，继续留在红校。她心里清楚，事情的根源还在于中山大学的斗争。两年来苏区工作的实践，使她越发坚定了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

她面对着冷遇和压力，忍辱负重，埋头工作不发一句牢骚和怨言，没有做过一件有损组织纪律的事。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苏区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危拱之被调到高尔基学校，在瞿秋白领导下培训苏区文艺工作者。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此刻，正值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统治的高峰时期，在干部问题上的斗争仍然很激烈。

像危拱之这样遭受残酷斗争的干部，被教条主义者视为战略转移的“包袱”，完全有可能被排挤在长征队伍之外。

在这关键时刻，由于军委四局局长(主管军委的干部人事和兵员工作)叶剑英的建议，以危拱之为代表的一部分“犯错误”的干部，被安排到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干部团里，随军参加长征。

10月18日，直属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的红色干部团在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的率领下，从九堡出发，开始长征。

危拱之任队列科长（负责军需供给)。

随后，又一度奉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这时，危拱之虽然失去了党籍，但她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她演唱的拿手好戏“凤阳花鼓调”全军闻名，干部战士极喜欢听。她常根据不同情况，用花鼓调配上自己新编的词句，且歌且舞，为大家表演“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

宣传队员的歌声和快板声使广大红军指战员获得了巨大的鼓舞力量。

有的人一边行军，一边还风趣地喊着：

红军战士平均每天要走100多里路，几乎每天有一次遭遇战。

危拱之背着数十斤重的背包、口粮、枪支和弹药，和大家一起工作、战斗、行军，东奔西跑忙个不停。谁能想到这位浑身迸发出火一般热情的红军女战士，在精神上却背着比岩石还沉重的包袱！

红军行进在川康地区的一天黄昏，危拱之生病掉队了。双脚还淌着脓水。张爱萍中队的收容连碰上她，安排她吃饭、宿营。翌日黎明，当连长王海山过来看望危拱之时，她早已追赶自己的编队去了。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一致认为危拱之是优秀的红军干部，坚强的布尔什维克。

大部队一过草地，军团政治部主任专门向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汇报情况，说：

他代表一军团政治部，正式要求党中央恢复危拱之的党籍。这一提议，当即得到张闻天的首肯。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作出决定：

毛泽东特别针对历史上被误认为有政治问题的同志说：

当年年底，由朱瑞和谭政二人，给危拱之正式恢复了党籍。春风廓清了阴霾，危拱之的政治生命随着正确路线的确立而再得复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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