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中，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等事件，都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和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回顾和剖析相关的历史事件与发展脉络。

1996年的制裁风波

回溯到1996年，美国当时几乎每年都会对中国发起经济制裁行动。这些制裁所涉及的商品种类繁多，像电器、鞋子以及玩具等都在其列，被制裁商品的总值高达28亿美元。而中方也毫不示弱，提出了价值1亿美元的报复性措施，涉及的商品包括游戏机、香烟、葡萄酒和化妆品等。值得注意的是，像飞机、小麦、计算机以及各类机械等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并未包含在此次制裁范围内。

经济学家徐滇庆曾做过相关估算，在这场贸易战中，中美两国的损失比例大约为十比一。从就业层面来看，中国损失了约100万个工作机会，且出口产品多为初级产品和轻纺产品，占比达47%。不过好在这些产业比较容易实现转产，农民工下岗后可以选择回国务农，所以结构性失业问题远没有美国那么严峻。反观美国，虽然仅损失了10万个工作机会，但损失主要集中在波音、通用、克莱斯勒等大型企业以及小麦农民群体身上。

贸易战结束之后，美国为此付出的监管成本要远远高于中国。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诸如家用电器、工具、衣服、鞋子、玩具等，种类多达成千上万种。而且这些商品中有许多是由香港商人、台湾商人和外国企业独资或合资生产的，其原产地的识别存在较大难度。

伊朗问题的“第三方制裁”困局

1. 美国主导的多边制裁网络

美国出台了《第三方制裁条例》，其目的在于迫使其他国家、组织和企业加入到由美国发起的制裁行动中来，从而形成多边联合制裁的局面。美国对伊朗实施核制裁的过程中，中国多次受到所谓“第三方制裁”的波及。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将“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把中国列为经济遏制的目标对象。1989年，西方世界更是对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制裁。近年来，随着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制裁的不断升级，中国作为第三方也被卷入其中。

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制裁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之久，其发展脉络和关键节点如下图所示。

图 美国对伊朗经济金融制裁的示意图

由于伊朗问题，中国的海外投资项目、海外企业以及金融机构都受到了美国经济和金融制裁的影响。

2. 海外投资受阻：中石油南帕斯气田项目的波折

南帕斯气田位于波斯湾，它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总面积达到了9700平方公里，由伊朗和卡塔尔共同拥有，其中北部3700平方公里属于伊朗。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数据，南帕斯气田天然气资源总储量高达51万亿立方米（约3000亿桶油当量），凝析油资源也达到了500亿桶；可采天然气储量为34.2万亿立方米（约2150亿桶油当量），可采凝析油储量为160亿桶。如此丰富的储量以及较低的开采成本，使得南帕斯气田对任何一家石油公司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对南帕斯气田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计划，该计划共分为24个阶段。最初，法国能源公司道达尔负责第11阶段的开发工作。然而，由于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核制裁，西方国家纷纷退出了对伊朗的投资，道达尔也不得不退出南帕斯气田11阶段的开发项目。2009年7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价值47亿美元的协议，成为南帕斯气田第11期项目的开发商。这个项目对于中石油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能够保证能源的稳定供应，还能为公司带来巨大的投资收益。

自2010年起，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力度。根据《伊朗制裁法》修订的《伊朗全面制裁、问责、撤资法》，制裁范围和对象被进一步扩大，制裁措施也变得更加严格。该法案明确规定，对在伊朗能源行业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游轮，包括为伊朗能源行业提供原油/LNG运输，或为原油/LNG管道建设或维护提供材料的，都将受到制裁：

（1）限制美国对被制裁实体的出口，即被制裁实体无法享受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信用或信用担保；

（2）限制美国向被制裁实体出口军事或者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即不会为其颁发出口许可证；

（3）禁止美国银行在一年内向被制裁实体提供超过1000万美元的存款；

（4）若被制裁实体为金融机构，禁止其成为美国政府债券的一级自营商和美国政府基金的存储机构；

（5）禁止美国政府以受到制裁的实体为采购对象；

（6）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限制，对从被制裁实体进口的商品进行管控；

（7）禁止与被制裁实体进行美元兑换和支付等外汇交易；

（8）禁止任何与被制裁实体有关的金融交易，包括金融担保、信用转移或其他金融服务；

（9）在美国法律管辖范围内，禁止被制裁的实体进行任何财产交易。

中石油在南帕斯气田开展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与开发业务，被认定为应受制裁的“投资行为”，因此面临着巨大的制裁风险。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所的一位人士表示：“南帕斯气田确实拥有极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其储量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但鉴于伊朗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一旦进行投资，我们无法准确预估所需的时间和资金成本，甚至可能会陷入一个无底洞。”

按照最初的计划，中石油承诺从2009年起每年购买400万吨LNG天然气项目（liquefied natural gas，液化天然气），并持续25 - 30年，同时获得SP11区块服务合同25%和LNG液化厂项目12.5%的权益。然而，2012年4月，伊朗石油部发布消息称，由中石油负责开发的南帕斯气田工期已经推迟了32个月，土地平整和打桩工作尚未开始。中石油的“按兵不动”让伊朗方面十分着急，他们渴望能够借助中石油的力量推动项目进展。2012年4月26日，伊朗向中石油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中石油在未来30天内无法推进南帕斯气田项目，伊朗将自行开发气田第11阶段。帕尔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总经理苏莉表示：“尽管我们为中国公司提供了诸多机会……我们还是会给公司留出最后30天的时间，希望公司能够认真启动项目并购置设备。”

此时的中石油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及时开发项目，伊朗将会收回南帕斯气田的开发权；而如果启动开发，又会面临诸多难题。一方面，据中石油内部人士透露，南帕斯气田所需的关键设备大多来自欧美国家，由于欧美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关键设备无法运入伊朗，后续建设也就无法开展；另一方面，中石油很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从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2012年7月，中国石油集团最终无奈地选择放弃南帕斯气田第11块的开发，撤回了所有中国工人。9月，中国石油总经理陪同高级管理人员访问伊朗，中伊双方就该项目达成了部分协议。中国石油最终决定撤出南帕斯海上气田项目，伊朗则同意为中国提供替代区块，并将另一个开发风险较低的气田交给中国开发。

尽管中石油退出了高风险的南帕斯项目，但伊朗的Nasjed - Suleiman石油项目、北阿扎干油田和南阿扎干油田开发项目，仍然让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和伊朗的投资风险、违约风险以及双重压力。

自伊朗核协议生效后，欧洲、美国等国家逐渐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伊朗的国内经济和贸易也逐渐复苏，外国投资开始回流，南帕斯气田的开发再次被提上日程。2017年7月14日，道达尔、中石油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开发气田第11期项目。根据协议，三方的控股份额分别为50.1%、30%和19.9%，项目开采经营期为20年，总投资达48亿美元。

然而，世事难料。在签署项目协议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就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经济制裁。各国企业纷纷退出对伊朗能源领域的投资。法国道达尔在美国拥有100亿美元的资产，其90%的金融业务依赖于美国银行，由于未能获得美国的豁免，道达尔于2018年8月撤离了伊朗。根据协议，道达尔退出南帕斯第11期项目后，中石油有义务收购道达尔的股份。11月25日，伊朗宣布中石油已接管道达尔在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项目的权益，持股比例达到80%，成为该项目的最大股东。

在成为南帕尔斯气田最大股东之前，中石油暂停了对该项目的投资。12月12日，中石油内部人士表示，公司已暂停对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项目的投资。据报道，伊朗有120天的时间重新评估中石油在该项目中的地位，并决定是保留中石油作为非运营投资者，还是直接取消合作。

3. 海外投资屡遭挫折的现状

中国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都极为重视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和业务发展。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在中东地区排名第二，自然成为了“三桶油”关注的重点。虽然从表面上看，“三桶油”似乎经常能够拿到伊朗的大订单，但实际情况却往往不尽如人意。中石油在伊朗的投资过程中就遭遇了诸多波折。

2004年，曾盛传“中石化拟购买伊朗1000亿美元石油”的消息，称中石化将参与亚达瓦兰油田的回购开发，占股51%，并在未来25年每年从伊朗购买1000万吨液化天然气。然而，直到2007年达成协议时，中石化仅承诺在第一阶段投资20亿美元，建造45口油井。直到2009年11月底，伊朗政府才批准了亚达瓦兰油田一期开发计划。

2008年，中海石油与伊朗石油部签订了大型天然气和下游投资项目合同，金额高达160亿美元。按照当时的计划，中海石油将投资50亿美元开发伊朗北帕斯项目，然后再投资110亿美元建设下游产能，包括液化天然气。但由于美国的压力，中海石油在2010年暂停了北帕斯项目，大量骨干人员撤回了中国。

在美国制裁的阴影笼罩下，伊朗的大部分“三桶油”项目都举步维艰，暂停和撤出成为了无奈的选择。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的股份公司都在美国上市，这使得它们可能会受到美国的限制。同时，石化领域的大量技术必须从美孚、壳牌等欧美公司引进，而这些工业巨头因害怕得罪美国而不愿承担风险，导致开发设备和技术严重短缺，中国在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项目推进起来更加困难。

不仅“三桶油”在伊朗的投资面临重重困难，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伊朗投资的许多项目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许多原材料来自中国，但受伊朗限制外汇兑换金额的影响，进口变得十分困难。根据一家中国汽车公司的信息，每月50万元的汇率仅够组装几辆汽车。

大量中小企业也在伊朗扎根发展。许多中国商人前往伊朗从事鞋子、壁纸等小商品的销售生意。然而，自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以来，伊朗的汇率持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当地的中国商人苦不堪言。从实力雄厚的“三桶油”到自主经营的小企业，都深受伊朗核制裁的困扰，面临着巨大的损失甚至关闭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