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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瓦赫宁根——中国香港人杰瑞·林(GaryLin)在当地大学城附近经营新中国餐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14岁到荷兰闯荡，积累了一定财富后，就做起了中餐馆生意。他说新中国餐厅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到今年已经超过30个年头，而他也由当年一个时髦的年轻人变成需要戴着老花镜看手机的老头儿。

平时的很多个中午忙完，林会摇一摇他手边的万宝路香烟盒子，然后抽出一根走到楼下，一个人默默地吸完，抬头看看天气，再回到二楼的大厅里和打工的中国学生们一起整理工具，有时候他的烟盒子是空的，他就会把盒子放到一边，在这样平淡无奇的工作里，香烟已成为他排遣无聊最好的工具。

而当新中国餐厅晚上9点打烊收工后，在美国纽约的中餐馆，尚处于当天客流晚高峰前暂时的午后平静当中，而将目光转移至南半球的非洲尼日利亚、南非和乌干达，乃至大洋洲美拉尼西亚群岛的瓦努阿图，那里的中餐馆正处于一年中的夏季，而它们的老板，来自于沈阳、福州等中国内地城市。

奥巴马在美国中餐馆买外卖

二战后，全世界旅游地迎来了嚼着口香糖、穿着网球鞋、吹着口哨的美国人;上世纪80年代，喜欢到处拍照的日本游客出现了;如今，这一群体变成了中国内地人。他们不仅喜欢大肆采购，拖着大包小包行李回国，他们也将中餐馆带到了全球各地。过去由中国香港人主导海外中餐馆的秩序也在改变——带着东南亚浓厚咖喱味的牛肉和港式烧腊，正在被内地人新开的川菜、火锅店所包围。

在加拿大多伦多，不少从内地而来的陪读母亲，落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中餐馆，日本东京新宿霓虹闪烁的街头，老边饺子馆和小肥羊的招牌在夜色中闪闪发亮。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发达的欧美地区再到尚待开发的非洲大陆，乃至太平洋上的小岛上，在地球的任何一端，几乎都可以听得见中国人在厨房后堂里摆弄锅铲的叮当声响，昼夜交替间，海外华人正在经营着一个新的“日不落”传奇。

不过，这些华人的中餐馆的经营并非千篇一律，相反，从食材、税费、人力等多项细分要素成本比较，不同国家的中餐馆，都有着各自的一本“难念的经”，羊年春节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全球跨越亚欧大陆和南北半球，寻访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7个国家、10家中餐馆，试图窥探其中的秘密。

内地餐馆来了

华人到海外开中餐馆的历史，也是中国人上百年的地球“流浪地图”，它与华人劳工对外输出相向而动。1879年，中餐菜品“杂碎”出现在美国波士顿的中餐馆宏发楼上，当年的菜单至今仍保存在纽约的美洲华人博物馆，接着，中国香港人带着亮黄色的咖喱牛腩走向全世界，2000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人开始登场亮相。

在本报记者采访的7家海外中餐馆中，只有2家历史超过20年，其余5家中餐馆均开业于2000年后，经营时长多在10年左右，内地中餐馆的出现，也多与店主人寻求海外商业机会有关。

除了瓦赫宁根资历最老、林所开的新中国餐厅，能数上年头的便是江浙人留春平上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东京上野地区开张的一家小餐馆，而他目前正在东京都港区赤坂经营的略上规模的龙城饭店，正式开张也已是2011年的事情了。

已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西非国家尼日利亚旧都和最大港市拉各斯打拼9年的华韩宾馆总经理纪晓辉则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她的漂泊过往。

餐饮服务业并非纪晓辉的本行。11年前，她还在沈阳五爱市场做童装批发生意，由此接触到很多从浙江而来的缝纫机老板，后来，本着转行的打算，她跟着朋友到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但发现那里比较危险，接着他们就到了尼日利亚。

“到尼日利亚发现，缝纫机生意不是女孩子能做的，当地市场还是不安全。”纪晓辉说，她和两个朋友在当地一个中餐馆吃饭，三个人很简单的一餐饭花了1000多元，于是动了在尼日利亚开中餐馆的念头。

2006年，纪晓辉来到拉各斯，并卖起了扬州炒饭。“最初的条件很简陋，租了一个地方，只有6张桌子，但扬州炒饭当地居民特喜欢。”

第二年，纪晓辉发现在拉各斯有上海菜，有粤菜，有山东菜，“但就是没有四川菜”，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找到了一个来自四川绵阳的厨师，从一个黎巴嫩人那里承包了一个可以容纳5张大圆桌、2个半级包厢的餐馆，果断改名为“洋洋川味居”做起了川菜生意。

洋洋川味居很快获得了成功。“四川菜偏辣，和当地饮食有些类似，当地人喜欢吃。很快，其他的那几家中餐馆，也都改成了四川菜。”纪晓辉说，而如今，她不仅经营着主要服务于中韩跨国企业的华韩宾馆，也将自己在尼日利亚的业务拓展至加油机和节能灯领域。

洋洋川味居在西非获得认可之时，在东非国家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同样由东北人所开，最大的中餐馆阿里郎酒店也正在迈向成功的路上。

阿里郎酒店总经理张皓对本报记者说，他19岁离开中国到日本念书，其后直接去了乌干达做贸易，但他意识到，做贸易并不是出路，“要想在国外扎根必须有实业才行，开餐厅比较容易，好控制。”2003年，张皓在坎帕拉买地盖了阿里郎酒店，从正式开业到现在已有11年。

与纪晓辉和张皓不同，目前在南非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商业经济区桑顿地区经营的夜上海餐厅老板周海平和潘叶萍夫妇，早在1992年便来到南非打工。但直至2004年，夜上海中餐馆才正式开门迎客。张绍此前则是上海七重天宾馆科班出身的厨师，他们的主打自然是正宗的上海菜。

经营夜上海餐厅的同时，考虑到很多日本、韩国客人，在桑顿地区中资公司较多，周海平夫妇还在夜上海餐厅增加了鱼火锅，鱼的品种有海鲈鱼、石斑鱼、非洲鲤鱼等。此外，他们还经营了一家名为“尚捞坊”的火锅店，除了当地的海产，他们用亲炒鱼头鱼骨做底料，“不少客人感受到了宾至如归的待遇，称赞这种味道在别家吃不到。”潘叶萍说。

而在大洋洲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小岛国瓦努阿图，尽管人口只有22.1万人，但在首都维拉港已有5家中餐馆，而距离港口不远的雅顺中餐馆，也已经营了9年，当地华人数量接近5000人。

来自福建的雅顺中餐馆总经理林国平对本报记者说，他于2004年因为旅游来到瓦努阿图，随后在当地投资了超市，“后来开了加油站，然后才是中餐馆。”他开中餐馆除了有做游客生意的考虑，同时也有员工食堂的功能。而目前，他的游客生意多来自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口味则偏向东南亚的味道。

位于美国纽约法拉盛市中心的一兰饭庄，则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清真中餐馆。饭庄老板凌大伟7年多前来到美国，“我在国内是在天津开饭店的，所以到美国后，也开餐馆，这一行利润很薄，但我对餐馆情有独钟。”凌大伟对本报记者说。

法拉盛中国城的一兰饭庄

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公路Finchave两侧，由于居住在附近的华人较多，中餐馆也很多。本报记者注意到，除了最早由中国香港移民带至多伦多的粤菜，如今随着内地移民增多，几乎国内各大菜系都有，且口味和国内几无差别，而许多陪读妈妈到多伦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当地的中餐馆。

羊年春节前，本报记者在多伦多参加了华为公司外派加拿大员工及家属招待会，招待会在当地一家中餐饭店举行。除了华为公司包房里的五六张桌子，外面还有二三十张桌子。包房中还有一个点歌小舞台，聚会中，不少中国老哥都会上去唱上一曲，以寄托身在异国的思乡情。

食材成本玄机

不知不觉10年间，内地中餐馆已走向全世界，其背后，是中国游客海外旅游剧增的缩影。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共有8300万名中国游客在海外消费了1020亿美元，超过美国人和德国人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消费群体。

但相比于中国游客在海外单纯的大肆消费，这些从内地来的中餐馆老板更在意的是成本与支出，因为他们做的是生意。

据本报记者对包括中国内地广州、重庆的3家餐馆，以及上述7家海外中餐馆成本与支出的相对细化调查和估算，在分为食材、耗材(水、电、煤)、租金、人力和税费五项餐馆主要成本中，不同地域的中餐馆，不同成本占总成本比率不尽相同，这又与它们所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作为总成本的最大头食材成本，在比重上，上述10家中餐馆均达到或超30%，其中非洲最低，刚刚至30%，而国内这一比率最高，均在40%以上。

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秘密在花椒、辣椒、大料等确保能做出原汁原味中餐必备的辅料采购上，国内食客对口味更为挑剔，也无形中增加了国内餐馆的成本。

全球中餐馆成本分析

坐落在重庆最繁华商业区解放碑商圈，重庆地铁1号线较场口站3号出口日月光中心负一楼的味觉系川菜馆，其食材成本占总成本比率高达47%，这也是调查样本中，食材成本比率最高的一家。

味觉系厨师长吴良富对本报记者介绍说，一般而言，对于餐馆采购的食材，主要分为干货、冻货和鲜货三种，干货主要包括花椒、辣椒等，冻货主要则是肉制品等，鲜货则是每天需要采购的蔬菜等新鲜食材，而影响食材成本的关键，就在于干货的采购上，它占据了食材采购约35%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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