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孙嘉诚被年羹尧斩杀这一事件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年羹尧，这位手握重权、战功赫赫的大将，为何会对孙嘉诚痛下杀手？其背后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杀戮，更是权谋、信仰与历史相互交织的复杂棋局。权谋场上，各方势力明争暗斗，年羹尧与孙嘉诚的立场或许早已注定了这场悲剧的发生。而孙嘉诚坚守的信仰，在权力的漩涡中显得格格不入。深入探寻这一事件，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窥见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人性百态。
在历史的长河中，雍正王朝犹如一颗璀璨而又复杂的明珠，其间诸多事件与人物的纠葛，至今仍令人玩味深思。年羹尧与孙嘉诚之间的恩怨情仇，便是这一时期极具戏剧性与深意的篇章。
年羹尧历经近两年的艰苦征战，耗费大清国库无数，终平定西北叛乱。捷报传来，雍正帝大喜过望，旋即下旨召年羹尧回京受封，并筹备了一场规模宏大、规格极高的迎接盛典。雍正此举，意在借年羹尧之功，重塑朝廷威严，回击朝野对其重用年羹尧的质疑之声。彼时，雍正于信中对年羹尧寄予厚望：“朕在北京等着你，为你庆功，做个千古君臣知遇的榜样，给天下人看看。”
然年羹尧回京后的所作所为，却引发轩然大波。其一是面对百官跪迎，他竟安然高坐于马上，坦然受之，此等傲慢之态，令百官侧目；其二是在御前表彰会上，他口出狂言，宣称手下将士唯知“军令”，而不知皇上，此语一出，满座皆惊。孙嘉诚，这位刚正不阿、以清流自居的臣子，对年羹尧的嚣张行径忍无可忍，当即挺身而出参劾年羹尧，称京师久旱无雨，乃是因朝廷出了奸臣，而此奸臣非年羹尧莫属。雍正驳斥其“胡说，天道茫茫，圣人难知。你这分明是在假借天象，攻击朝廷的功臣”。但孙嘉诚毫不退缩，梗着脖子继续罗列年羹尧的诸多劣行：“他挥金如土，他草菅人命……前几日百官跪迎，他居然高坐马上视而未见，昨日大殿之上又公然说出大军只知军令，不知皇上的狂悖之言。皇上，这样的人不是奸臣，谁是奸臣！”
雍正虽对年羹尧的表现心怀不满，但基于多方面考量，不得不力保年羹尧。其一，年羹尧刚立战功，若即刻惩戒，难免落得“狡兔死，走狗烹”之嫌；其二，西北局势虽暂稳，然隐患犹存，仍需年羹尧坐镇；其三，雍正欲借西北大捷打压八爷党，为全力推行新政铺垫道路。于是，雍正只得委屈孙嘉诚，命其于午门外跪于烈日下求雨，试图以无雨之结果驳倒孙嘉诚的“天象”论，以平息清流对年羹尧的讨伐。岂料，孙嘉诚竟求雨成功，这使雍正陷入两难之境，也让孙嘉诚与年羹尧结下深仇大恨。
事后，雍正借淋雨生病回避清流，暗中令弘历安抚其情绪，传达己之苦衷。同时，雍正决定派孙嘉诚前往西北推行火耗归公。此计一则可将孙嘉诚调离京城，遏制清流对年羹尧的攻击势头；二则可警示年羹尧，促其收敛。在张廷玉的劝解下，孙嘉诚与年羹尧“握手言和”，奔赴西北。
然不久后，雍正南巡至李卫处时，惊闻年羹尧斩杀孙嘉诚的噩耗。此事成为年羹尧命运的转折点，使其从权势巅峰陡然跌落，最终以白绫结束一生。
关于年羹尧为何斩杀孙嘉诚，众说纷纭。一说孙嘉诚在西北推行新政火耗归公，阻碍年羹尧敛财之路，故而遭其毒手。然据雍正所言“孙嘉诚在那儿（西北）推行火耗归公，竟然寸步难行，而且从年羹尧开始，就都跟他过不去。孙嘉诚的日子很难过啊”可知，孙嘉诚在西北推行新政收效甚微，并未真正影响年羹尧的财路，此说难以成立。
又有一说称孙嘉诚发现年羹尧贪墨公款，年羹尧恐事情败露而灭口。实则年羹尧贪墨之事，雍正早有察觉。如年羹尧血洗江夏镇，私吞巨额钱财，雍正虽表面恼怒，却未深究。老十三曾言：“四哥，你是没有带过兵，不知道带兵的难处。你要是手里没有钱的话，谁还给你去卖命啊。他要是把这笔钱都用在带兵上面，咱们睁一只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且雍正曾收受年羹尧从四川送来的名贵寿礼，可见君臣间对此事似有某种默契。只要年羹尧不贻误军国大事，雍正便不会因贪墨之事过度苛责，故年羹尧无需因贪墨而杀孙嘉诚。
还有观点认为年羹尧纯粹为泄私愤而杀孙嘉诚，此说虽契合年羹尧的性格，然年羹尧并非毫无忌惮之人。他深知雍正派孙嘉诚来西北的意图，杀之无异于公然与雍正作对。且此举必将得罪整个清流集团，利弊得失，年羹尧不会不权衡。其之前虽斩杀、罢黜诸多官员，然彼时处于战时，尚可托辞“西北战事所需”。
既如此，年羹尧斩杀孙嘉诚背后，恐另有隐情。
从孙嘉诚赴西北前的种种迹象来看，此事别有洞天。孙嘉诚与年羹尧临行前，雍正安排的和解饭局上，孙嘉诚在雍正示意下，向年羹尧拱手赔罪。此反常之举，暗藏玄机。孙嘉诚向来不畏权贵，性格刚直。为新钱弊病，他敢以下犯上与堂官厮打，御前直怼总理王大臣老八；山西藩库亏空案与科考舞弊案时，他宁可得罪八爷党与各省督抚，坚持严惩诺敏与张廷璐，甚至放言若雍正准奏，便辞官归隐。此次面对年羹尧的跋扈，众人皆敢怒不敢言，唯有孙嘉诚仗义执言。如此刚正之人，岂会轻易向奸臣低头？
这一异常举动背后，极有可能是雍正就孙嘉诚参劾年羹尧之事，给予了特殊交代，而非仅强调顾全大局。何种交代能让孙嘉诚甘心忍辱负重？或许是雍正明确表态会处置年羹尧，只是时机未到。同时，雍正或许秘密指令孙嘉诚赴西北暗中收集年羹尧的罪证，为日后处置年羹尧预作准备。唯有如此，方能解释孙嘉诚的反常表现。
由此可见，孙嘉诚的西北之行，实有明暗两条线。明线是推行火耗归公，暗线则是搜集年羹尧罪证。从道家思想来看，世间万物皆有阴阳两面，此事亦不例外。孙嘉诚之行的明线为阳，是公开之举，众人皆可见；暗线为阴，隐匿于背后，却关乎重大。道家主张顺应自然，然孙嘉诚此举虽似违背其刚直本性，却也是为了顺应更大的“自然”——朝廷的清明与稳定。他以暂时的隐忍，换取未来的公正，如同老子所言“曲则全，枉则直”，在曲折中寻求最终的正义。
从佛家思想而言，孙嘉诚此举可视为一种“舍身”。他放下个人的荣辱与名声，不惧年羹尧的权势与威胁，毅然前往西北。这恰似佛家所倡导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与担当。他为了朝廷与百姓，甘愿置身险境，以自身的安危为赌注，去探寻年羹尧的罪恶真相，期望能拯救朝廷于潜在的危机之中，此乃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境界。
而年羹尧，或许正是察觉到孙嘉诚在收集其罪证，尤其是涉及不臣之心的关键证据，才痛下杀手。毕竟，贪墨之事与谋反大逆相较，不可同日而语。一旦有谋反迹象被雍正知晓，年羹尧绝无生机。
孙嘉诚死后，年羹尧此前诸多僭越行为，如“吃饭叫传膳”“晚上翻牌子”等，迅速传遍朝野。这些事极有可能是孙嘉诚在收集罪证时所发现，并暗中传回京城。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孙嘉诚西北之行的秘密使命。
综上所述，年羹尧斩杀孙嘉诚，并非简单的泄愤或因财路受阻，而是涉及宫廷权谋、君臣博弈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孙嘉诚的西北之行，在道家阴阳思想与佛家舍身精神的映照下，更显其意义深远与悲壮。这一事件，不仅是雍正王朝历史画卷中的浓重一笔，也为后世之人提供了无尽的思考与启示，让我们得以洞察封建王朝权力核心的复杂与微妙，以及人性在权力、信仰与大义面前的挣扎与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