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大案中的胡惟庸案，是明朝历史上浓墨重彩却又迷雾重重的一笔，它更是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开端。胡惟庸身为明朝开国功臣，一度位极人臣，担任左丞相。然而，他最终以谋逆之罪被诛杀，牵连者达三万余人。此案表面看似是胡惟庸结党营私、意图谋反，但深入探究，背后或许隐藏着朱元璋加强皇权、集中统治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王朝的权力博弈中，此案究竟是胡惟庸野心膨胀的必然结果，还是朱元璋精心策划的一场布局？让我们一同揭开胡惟庸案隐藏的真相。
洪武十三年，洪武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爆发。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人，在朱元璋攻打和州时投奔了朱元璋。纵观胡惟庸前期的仕途生涯，除了最初的两年之外，他有近10年的时间都在地方州县为官，有着丰富的地方治理才能和经验，而这也是胡惟庸后来能够担任丞相长达7年之久的原因。可以这么说，胡惟庸是一个奸臣，但他却并非是一个庸臣。
胡惟庸
朱元璋建立大明以后，沿袭了元朝的政治制度，设立中书省，并任命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为左丞相。而明朝以左为尊，所以李善长在朝中的地位排在了徐达之前，再加上徐达长年征战在外，所以中书省实际上就是李善长一个人的天下。
与此同时，胡惟庸也被朱元璋调回京城担任了太常寺卿。到洪武三年，56岁的李善长由于年事已高，对处理政务明显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他就推荐胡惟庸进入了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一职。
明初中书省的机构设置是这样的，最高长官为左右丞相，其次是平章政事，然后是左右丞，再次就是参知政事。由于右丞相徐达不在京城，平章政事一职在常遇春病逝以后一直空缺，所以，胡惟庸进入中书省的时候，排在他前面的实际上就只有3个人，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左丞汪广洋和右丞杨宪。
刘伯温
不久，李善长申请致仕还乡，朱元璋一时拿不定主意，由谁来接替李善长，于是他特地向刘伯温征求，对中书省中三个能够接任丞相人选的看法。性格刚直的刘伯温对此毫不避讳，他认为杨宪虽然有能力，但是却没有丞相的器量。汪广洋的见识太过狭隘，还不如杨宪。而胡惟庸就像是一匹劣马，让他做丞相，就好比是用驽马拉车，不光拉不动大明这辆大车，搞不好还有可能翻车！
两个月以后，在淮西集团的迫害下，杨宪被朱元璋诛杀，中书省就只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两个人可供选择。在经过反复的权衡以后，朱元璋终于决定放李善长归乡，然后让徐达担任左丞相，汪广洋来做右丞相，胡惟庸则升任为左丞。
李善长走了，杨宪死了，徐达又“有名无实”，所以，挡在胡惟庸前面就只剩下汪广洋了。正如刘伯温所言，汪广洋在升任丞相以后不久，他能力不足的缺点就逐渐暴露了出来。而与汪广洋相反的是，胡惟庸事事处处都表现得异常积极，很快，朱元璋就觉得胡惟庸比汪广洋更适合做丞相。
于是在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以汪广洋无所建白为由，将他贬到广东担任行省参政，胡惟庸开始以左丞的身份主持中书省，到了七月，胡惟庸转正升为了右丞相，至此，胡惟庸终于圆了他多年的丞相梦。
升任丞相以后的最初阶段，胡惟庸的确工作非常努力，办事也很小心谨慎，慢慢赢得了朱元璋的信任。然而，随着胡惟庸彻底坐稳了相位，他开始变得骄横自专起来，朝中生杀废贬的事情，胡惟庸有时候不上报朱元璋，就擅自做了决定。六部呈给中书省的奏折，胡惟庸凡是看到有不利于自己的，就私自扣下藏匿起来。
而朝中的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也逐渐聚拢在胡惟庸的周围，有些因为犯错而被贬黜的武将，也开始走胡惟庸的门路。其中御史陈宁和中丞涂节更是成为了胡惟庸的心腹死党。大权在握的胡惟庸，一方面大肆扩张势力，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使胡李两家成为了姻亲，另一方面打击排斥异己，比如翰林院学士吴伯宗因为曾经得罪过胡惟庸，就被胡惟庸找借口贬到了凤阳，其他受胡惟庸迫害的朝官，更是多达三十余人。
其实朝中并非没有人发现胡惟庸的恶行，然而却都摄于他的权势不敢去招惹，不过有两个人却是例外，刘伯温和徐达。二人不断向朱元璋汇报胡惟庸的恶劣行径，让胡惟庸对两人十分痛恨。洪武八年，刘伯温重病卧床，胡惟庸带着太医前去探望，随后刘伯温病情加重，返回老家青田不久就去世了。刘伯温之死，在明史中是个谜团，虽然很多人认为他被是被胡惟庸下毒害死的，但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之前介绍刘伯温的时候做过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在刘伯温死后，胡惟庸开始对付徐达，他意图收买徐达的家人福寿，让福寿谋刺徐达，结果福寿却并不买账，并向徐达告发了此事，徐达因此躲过一劫。俗话说，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从胡惟庸妄图谋杀徐达这位大明第一开国元勋来看，胡惟庸的胡作非为，已经到达了无法无天，有恃无恐的地步。
不过胡惟庸虽然恶行累累，但真正加速他灭亡的是意图谋反。胡惟庸知道如果想要起兵造反，手里没兵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胡惟庸开始有意识的拉拢武将，他首先将目标瞄向了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
陆费两人都是大明的开国功臣，但此时却都遭到了贬黜。陆仲亨是因为擅自乘坐驿车、劳役驿卒而被朱元璋惩罚；费聚则是因为沉迷于酒色而触怒了朱元璋。胡惟庸通过重金利诱，让陆仲亨和费聚最终投入了他的门下。然后，胡惟庸就授意两人在外招兵买马，以备不时之需。
此外，胡惟庸还派心腹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以出海平寇为由，暗中和倭寇联络；让元朝旧臣封绩偷偷给蒙古人写信，以向蒙古人称臣为条件，请求北元与他里应外合。不仅如此，胡惟庸还豢养大量的亡命之徒，并找到亲家李存义，让他游说李善长帮忙收服朝中勋贵，承诺在事成以后，将淮西之地尽数封给李善长。李善长虽然没有答应，却给了胡惟庸一个很暧昧的回复，说自己老了，等他死了以后，让胡惟庸他们再好自为之吧。
就在胡惟庸按部就班筹划的时候，一场意外事件的发生，却突然打乱了他的节奏。洪武十二年，胡惟庸的儿子在闹市乘马车疾驰，在慌乱之中不小心坠马而亡，胡惟庸对此怒不可遏，将驾车的马夫当场处死。因为胡惟庸的儿子本来就作恶多端，而胡惟庸又当众处死了车夫，所以顿时引起了民愤。朱元璋得知以后，龙颜大怒，严令胡惟庸为车夫偿命。这一下，胡惟庸害怕了，他立刻召集陈宁、涂节等心腹，让大家准备起事。
然而，就在陈宁、涂节二人通知各处将领做好造反准备的时候，朝中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当年九月，东南亚的占城国派遣使者来大明朝贡，胡惟庸没有上报朱元璋，而是私自接见了使者。这件事被中官上报给朱元璋以后，面对朱元璋的雷霆震怒，胡惟庸慌忙把责任推给了礼部。为了查实情况，朱元璋下令把相关官员全部收押审问，结果却意外查出了涂节有变卖官家妇女的罪状，在惊恐之下，涂节为了戴罪立功，于是就将胡惟庸意图谋反的事情给供了出来。
顺着涂节提供的线索，朱元璋很快查实了胡惟庸谋反的证据，于是胡惟庸案就此爆发。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杀掉了胡惟庸和陈宁等人，并诛灭了他们的九族。不过这起案件并没有因为胡惟庸的死亡而宣告结束，由于胡惟庸被诛杀的太过突然，他的很多同党其实并没有暴露。例如，秘密为胡惟庸招兵买马的陆仲亨和费聚；以平海寇为由领兵通倭的林贤，替胡惟庸给北元送信的封绩；还有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等等。
洪武十八年，李存义被人告发，朱元璋看在李善长的面子上，没有杀掉李存义，而是将他流放到了崇明岛。洪武十九年，林贤通倭事发，林贤被灭九族。洪武二十三年，蓝玉在北征时抓获了封绩。洪武二十五年，窝藏在李善长家的胡惟庸的家奴丁斌犯案被抓，供出了当年胡惟庸曾经想拉李善长下水，李善长虽然拒绝，但却并没有向朱元璋告发。朱元璋对此大惊失色震怒不已，最终李善长全家七十多口全部被杀，只有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因为是朱元璋的女婿，才侥幸得以免死。
随着丁斌的不断招供，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等20余位开国功臣全都牵连进了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不可遏之下，开始举起屠刀大开杀戒。最终，胡惟庸一案涉及公爵1人侯爵21人，无爵官员更是不计其数，所有株连被杀者合计达到3万人之多，随后，朱元璋命有司编纂《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借着胡惟庸案这个契机，朱元璋一举废除了丞相制，胡惟庸也由此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任丞相，而其实这个结果，才是朱元璋发动胡惟庸的真正目的。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经验和教训时，他认为元朝的灭亡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时皇室势弱，二是臣子势强。为了解决皇室势弱的问题，朱元璋采取了大封诸王，然后为诸王建藩让他们作为皇权的外援，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臣子势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相权太大，所以废掉丞相集中皇权就是朱元璋一直在谋划的事情。大明刚刚建立时，由于朱元璋也是第一次做皇帝，他并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只好暂时沿袭元朝的官制，设中书省总揽政务，由左右丞相负责，下面再设六部，具体执行相关业务。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管丞相，而丞相管百官。
用今天一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比喻，那就是皇帝相当于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而丞相就是公司的总经理，由于总经理统管公司的具体事务，所以他是有一定概率能够架空董事长的。而这一点，又朱元璋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既当董事长，又要当总经理。
早在李善长做丞相时，朱元璋就想废掉这个岗位，只是当时被被刘伯温劝住了。因为李善长功勋卓著，在朝中威望极高，如果强行拿掉，很可能会引发朝局的动荡。后来，李善长致仕，朱元璋原本想选用杨宪当丞相，然后再在适当的时候拿下杨宪，一举废掉丞相制。不过由于杨宪太过激进，他还没当上丞相就被朱元璋提前干掉了。
朱元璋又选中了汪广洋，汪广洋虽然能力不强，但却是个明哲保身的高手，让朱元璋无处下手，只好将他贬出京城去了。于是，终于轮到胡惟庸了，在朱元璋下的废相这盘大棋中，胡惟庸其实是第三枚棋子，也是最合适的一枚棋子。
毕竟丞相制度传承了千百年，不是说废就能废掉的，否则会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因为一旦废掉了丞相制，也就等于断送了文人们的终极梦想。所以，朱元璋花了七年时间，将胡惟庸高高捧起，捧到一个让人人都对胡惟庸不满的程度；然后再重重摔下，将胡惟庸，或者说丞相制摔倒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
七年时间里，胡惟庸没有辜负朱元璋的期望，他在朝中遍植朋党，打击异己，独断专行，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假如这个时候处置胡惟庸，最多也就是处置他一个人而已，终于，胆大包天的胡惟庸开始策划谋反，而这给朱元璋送上了最好的理由和借口。其实胡惟庸是不是真的会造反并不重要，因为只要他迈出了这一步，朱元璋废相的这盘棋就可以收官了。
在冷眼旁观胡惟庸作死的这七年期间，朱元璋并没有闲着，他从洪武九年开始，就先着手对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下令废除了行中书省的设置。将全国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和山西等十二行省，都改作承宣布政使司管制全省政务，设置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地方司法，由都指挥使司统领地方军务，把原来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军、政、司法三权分立，三司各司其职，互不干扰，直接对皇帝一人负责。布政司以下的行政机构，也简化为府、县两级，任命权也归于皇帝，实行一长负责制。
在完成地方改制以后，朱元璋终于对胡惟庸下手，洪武十三年在杀掉胡惟庸以后，朱元璋就顺势罢黜了中书省，废除了丞相制，然后将原本中书省的权力分给六部，六部尚书也随之升到了正二品。六部之间互不相扰，全都直接向皇帝负责。此外，朱元璋为了更好的控制军权，又将节制中外诸军事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碰到战事，元帅则由皇帝亲自任命。至此，朱元璋将全国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随后，朱元璋进一步扩充监察机构，扩大监察职权，于洪武十五年设置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为“三法司”。设立锦衣卫，进一步加强对天下臣民的监控。最终，明代的官制，经过朱元璋的全面改革，已经迥异于汉、唐，最突出的一点是政皆独断，一切权力归于皇帝一人之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