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的璀璨星空中，沃森和克里克的名字如耀眼星辰般闪耀。他们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闻名于世，这一发现堪称20世纪生物学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沃森年轻且充满热情，克里克则沉稳而富有智慧，两人的相遇如同化学反应般产生了奇妙的效果。他们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凭借着对科学的执着和敏锐的洞察力，不断探索、反复试验。面对无数的难题与挫折，他们从未放弃。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沃森与克里克的故事，探寻他们在科研道路上的点点滴滴。

1953年2月28日，在英国剑桥一家名叫Eagle的酒吧里。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进来就兴奋地嚷道，“我和我的同伴沃森已经找到生命的终极密码啦”。当时在场的人全都用看待精神病的眼光看着这个头发蓬乱的年轻人，脸上写满了问号......

因为，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年轻的沃森和克里克不分昼夜地设法找出DNA结构的秘密。终于在这一天的早上，他们解开了谜团，也结束了当时科学界对这项研究的角逐战。他们搭建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完美解释了DNA是如何担当遗传信息传递这项使命的。自此，生命的秘密被人类所掌握，人类迈入生命科学时代。

沃森和克里克

沃森和克里克并是这场竞赛中最聪明的科学家，更不是最有经验的科学家。当时的科学界，这两个年轻人只能用默默无闻来形容，他们没有好的设备，没有足够的经费，甚至于没有很多的生物化学知识。但尽管前路漫漫，他们还是靠着一腔热血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改变了后半世纪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发展路程。

克里克、沃森、威尔金斯

沃森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博物学者，他后来转投遗传学主要原因是在芝加哥大学上三年级时读了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创始人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从此，沃森立志解决这一问题。1951年春，沃森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的意思会议上听到了伦敦国王大学莫里斯·威尔金斯教授的报告，他在会议上放映了一张表明DNA是有规则的晶体结构的X射线衍射图。于是他就想，一定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测定这种结构，只要DNA结构能被揭晓，就能更好的理解基因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沃森意识到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尽快地掌握X射线衍射技术，并期望能够与威尔金斯一起工作，但却一直未有机会。后来，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沃森设法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谋取到了一个职位，参加一个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小组工作。而当时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拉格爵士是X射线晶体学奠基人之一。

X射线衍射图

沃森和克里克的初次见面同样在这个实验室内。克里克和沃森一样也是后来转投生物学研究的物理学家，但他当时的研究和DNA世界并无多大关联。二战爆发时，克里克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投笔从戎，参加了战争，已经开始攻读的博士学位也被迫中断。战争结束后，35岁的克里克还是博士在读生，默默无闻地从事血红蛋白X射线衍射研究工作，直到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男人——沃森。

DNA蛋白质复合物

两个人一见如故，在实验室中促膝长谈数小时，并且发现彼此都对“基因到底是什么”极为感兴趣。以至于后来沃森在《双螺旋》一书中这样写道：现在克里克在实验室老想同我讨论基因问题，他也不想再把有关DNA的问题束之高阁了，要是他一周仅仅花费几个小时考虑DNA，并帮助解决一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也不会有人介意的。克里克在《疯狂的追逐》一书中这样写道：“吉姆（克里克对沃森的昵称）和我一拍即合，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兴趣惊人的相似，另外，我想我们身上都自然地流露出年轻人特有的骄傲、鲁莽和草率。”此外，两人都喜欢大声讲话，无论是沿着河边散步，还是在酒吧聊天，一口气能说好几个小时。更重要的是，两人意志坚定，不解决DNA的结构问题绝不放手。直到他们找到答案或是被人捷足先登为止。

双螺旋结构

那个时候，他们最敬佩的人是当时世界首席化学家鲍林。他在化学键研究上颇有成就。事实上，在沃森到卡文迪许的前几个月，鲍林就因先提出了角蛋白的α螺旋模型而使卡文迪许在建立蛋白质结构的角逐中陷入了窘境。在沃森借助X射线晶体仪诠释分子水平的活动时，鲍林则更多的依靠自己对院子间结合当时的深刻理解，搭建蛋白质的三维模型并不断改良。

卡文迪许实验室固执的走另一条路，结果证明是失败的。而沃森和克里克担心这种失败可能会再次发生。并且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只对蛋白质有兴趣，对X射线却没什么兴趣。因此，他们不得不到伦敦国王大学去，那里的主要研究领域才是DNA。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