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风云变幻、波澜壮阔，无数先驱挺身而出，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披荆斩棘、英勇奋斗，刘安恭便是其中一位值得铭记的人物。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刘安恭怀着满腔的热血与坚定的信念，投身于革命事业。他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积极参与到各种斗争中，为理想不懈拼搏，他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代先驱们共同的使命与担当。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不惜牺牲一切。探寻刘安恭的故事，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百年前先驱们的伟大精神。

今天介绍一个“入党时间早于建党”的早期党员，红四军高级将领刘安恭烈士。

刘安恭，字季良，1899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今重庆市永川区）何埂乡张家屋基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刘英山（艮占）曾任四川省议会候补议员，西充、资中知县，四川警监学校校长等职，思想开明，倾向进步，为刘安恭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兄弟四人中，刘安恭排行老幺，少年时期在家乡由祖母延师教读，民国初年随父去成都上学。他喜欢阅读西方科学书籍，积极接受新思想，主张妇女放足、进新学堂读书等。就在刘安恭18岁那年，为了开拓视野、探求救国救民之路，他告别父母，踏上了出国求学之路。在德国，刘安恭进入柏林大学攻读电机工程专业，除了专业学习外，他还广泛接触社会、考察民情，加深了对西方经济、文化的了解。1918年，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刘安恭在比利时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德期间，他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员，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

1924年，刘安恭结束学业回国，投身于中国大革命洪流。他回到成都，肩负中共的秘密使命，应川军将领杨森之聘，担任其军部参谋兼成都市电话局局长。刘安恭在职期间，推行新制，励精图治。曾任成都西城区政协委员的肖丽生老人回忆：刘安恭在电话局平易近人，同职员的上下关系融洽，享有较高的威信。刘家的老人还记得，刘安恭做电话局长，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配备有供其使用的轿子（相当于现今为领导干部配备的小车），可他从来不坐。不久，军阀混战，杨森受排挤，驻扎万县，刘安恭亦随之前往，为其署理兵运事务，招兵买马。1926年，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朱德奉命到万县的杨森部队做统战工作。德国一别，数年未见，再次重逢，刘安恭与朱德分外高兴。但此时的杨森对驻在武汉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抱有幻想，想与之携手，求其庇护，故不愿绝裂，因而准备伺机杀掉朱德及其他政工人员，然后派部队去援吴。9月5日，震惊全国的“万县惨案”爆发。为了声讨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的罪行，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舰及其侵略分子不得不撤离四川。刘安恭同朱德等人参与了这场斗争。之后，他利用自己搞兵运的有利条件，积极策动杨森的一个团易帜。不料机密泄露，杨森下令通缉，刘安恭被迫离开杨森部队，潜往南昌。不久，朱德也来到这里。1927年1月，朱德在南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刘安恭任副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据曾任南昌起义军第三军教导团排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刘震球回忆，刘安恭在起义军中做政治工作，任教导团副团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刘安恭遵从党的指示，在上海同刘伯承、吴玉章等人一起，登上了前往苏联的轮船，又一次离开祖国，到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学习。

1929年4月1日，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长汀，翻越武夷山，回师瑞金。从4月开始，红四军在赣南活动1个多月，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个县级革命政权，初步形成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县武阳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这时，中共中央派来的一个“通信员”也来到了红四军，他带来了关于当时国际和国内局势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这位“通信员”，就是刘安恭。这年初，刘安恭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回国，不久即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红四军指导工作。他从漳州、厦门经龙岩到埔坪58团（闽西地方武装，后编入红四军第四纵队）驻地，再经连城转赣南，于4月3日到达瑞金红四军军部。据在闽西蛟洋接待过刘安恭的闽西地方武装领导人傅伯翠（后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回忆，刘安恭带给红四军的是中共“六大”决议和中央重要文件。这份重要文件就是《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转湘赣边区特委信》，即中央“二月来信”。刘安恭的到来，使红四军的领导们感到兴奋。朱德与刘安恭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南昌起义一别至今，又在一起工作了，心里很是高兴。毛泽东也挺高兴，他以前并不熟悉刘安恭，但这次中央派人来，对红四军当前工作的开展会有帮助。就在1个月前，中共福建省委也收到中央的“二月来信”，来信对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要求红四军分散成小股组织，到乡村去开展斗争，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这无疑是给正在热火朝天搞武装斗争的红军指战员们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毛泽东随即于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复信，拒绝了中央的要求。前委研究，决定恢复成立临时军委，前委书记毛泽东提议，临时军委的书记由刘安恭担任并兼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今年1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军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下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长而发展红军数量比以前大增，前委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四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至此，刘安恭已成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红四军领导层制定战略计划、研究具体行动方案，都是由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共同签署的。5月下旬，刘安恭与朱德、毛泽东联名写信，急召傅伯翠商酌事宜，布置了阻击尾追赣敌李文彬部的任务，并对红四军攻打龙岩战役作了具体部署。他随即协助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二次进军闽西，三打龙岩。粤桂战争爆发后，驻守龙岩的福建省防军第1混成旅开赴广东东江地区，与桂系军阀作战，造成闽西兵力空虚。红四军主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5月23日第一次攻占龙岩城，歼敌2个大营。红四军撤出龙岩攻占永定县城，省防军又窜回重占龙岩。6月3日，红四军派三纵队协助闽西地方武装再次攻占龙岩，敌军向漳平、永福逃窜。此时福建省防军回援闽西。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永定两城，集结于新泉、才溪进行休整，造成向江西退却的假象。19日，当福建省防军第1混成旅刚刚开入龙岩时，红四军趁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南、西、北三面发起进攻，第三次占领龙岩。敌军除旅长陈国辉化装逃跑外，2000多人全部被歼。三打龙岩的胜利，将闽西红色区域联成一片，大大推动了闽西地区的革命斗争，为闽西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奠定了基础。6月下旬，红四军整编为4个纵队，刘安恭任二纵队司令员。不久，在红四军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刘安恭被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红四军在闽西的胜利，使敌人受到很大威胁。1929年7月，蒋介石调动闽赣粤三省共两万余兵力，以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总指挥，从漳州、大埔、长汀向龙岩、永定、古田大举进攻，展开大规模的三省“会剿”。红四军前委根据敌情，决定采取“诱敌入赤色区，击破一面”的方针，以第一、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军部则率第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在南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刘安恭率领二纵队与三纵队一道，与两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8月中旬到达闽中地区时，发现北上条件不利，遂改变到赣浙皖边界游击的计划，决定返回闽西。8月29日，刘安恭率领的第二纵队与红四军的其他主力部队在返回途中，于溪南歼敌一个团。30日进占漳平，再歼敌一个营，打垮了福建军阀张贞部的张汝匡旅。进攻龙岩之敌闻讯慌忙逃走，从而粉碎了赣、闽、粤三省敌军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由于刘安恭领导的二纵队战绩辉煌，指战员们纷纷称赞道：“咱们的刘司令指挥得好，两仗打得真漂亮！”闽西重镇上杭，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福建的另一军阀卢新铭及其残部千余人，盘踞其中，成为闽西革命发展的障碍。为了肃清上杭的反动势力，闽西特委在8月至9月上旬两次发动农民武装攻打县城，结果都没有成功。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二、四纵队返回闽西，重新部署，再打上杭。9月21日半夜，攻城战斗打响了。负责攻打北门的刘安恭，指挥部队爬上城头，并率部勇猛突入城内，全歼守敌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旅，歼敌两千多人。只有匪首卢新铭慌忙带了几个随从偷越浮桥，从僻路落荒而逃。红旗插上了上杭城，红军队伍得到了壮大。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听闻上杭之役胜利的消息，欣然提笔，写下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诗句。刘安恭不仅会打仗，而且也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给指战员讲政治、军事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军事理论等高深的知识，经他深入浅出地讲解，在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德回忆：在南昌起义两周年的那天，他们同两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了一场激战后，在河边休息时，刘安恭“对着正在休息的队伍讲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抬头的情况。他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墨索里尼领导下执政了。国际银行家正在扶持德国资本主义，想把德意志共和国毁掉。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筹划中，除非全世界工人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除非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把中国变成和平进步的基地，否则就没有办法阻拦第二次世界大战”。萧克将军也回忆道：“1929年4月，红四军打下宁都后，住了几天。一天，我们在军部开会，一个陌生人进来，经介绍才知道是刘安恭。他给我们作报告，讲中央精神，还讲政治经济学。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资本家采用不休止传送带这种技术方法搞生产合理化，使任何工人一秒钟都不能休息。’”

9月下旬，红四军在上杭城召开了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委曾计划在上杭、武平境内分兵发动群众，并准备应付敌人新的“会剿”。这时，中共中央来信，命令红四军到广东省东江地区，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斗争。据此，红四军前委决定，留第四纵队在闽西坚持斗争，军部率领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向广东东江开进。刘安恭率二纵随朱德军长于10月进入广东，先得知进占梅县之敌只有一个团后，欲趁敌不备，攻入梅县城。不料敌军实际为两个团，又负隅顽抗，红四军二纵屡次攻入，又屡次被迫撤出，最后只好向赣南转移。10月21日，在粤西永定与大埔交界的石下坝，二纵队与强敌相遇，刘安恭亲自率大队自芦下坝涉水，跃过汀江。登岩后发现守敌粤军已于虎市前面的山头设防，控制制高点，红军若不能冲上去，即将被逼至江边激流遭至覆没。刘安恭迅速组织突击队向山头发起冲锋。守军的火力很猛，红军被逼在山坳里。刘安恭见状，夺过战士的一挺机枪亲自扫射掩护。红军战士们受到鼓舞，个个奋勇当先，冲上山头，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刘安恭即率大队跟进，忽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参谋长郭化若急令人将司令员抬下，在送往永定县的途中，刘安恭因伤重而牺牲，同志们将他安葬在仙师乡务田村。这场战斗，红军击溃了敌军两个营，攻克了虎市，但红军指挥员刘安恭却献出了他年仅30岁的生命。刘安恭的牺牲，是红军自井冈山下山以来首次损失的一员高级将领，使红四军遭受了“入闽以来未有之损失”。红四军这次进入东江，部队伤亡较大，第一、第二纵队各减编1个大队，第三纵队缩编为1个支队。

后来，朱德向《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作者爱格尼丝·史沫特莱如此介绍：“两年以前，铁军就在这里被打垮的。这一次又被十九路军打败了。红四军损失了几百人，然而最大的损失之一乃是红军出色将领，受过高等教育的团长（纵队长）刘安康（恭）阵亡。”

刘安恭在任红四军军委书记期间，也犯过一些错误。由于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认识不足，他把适用于苏联红军正规的军事理论硬搬到红四军来。他担任军委书记后，主持通过了限制党代表权利的决定，要求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过份强调集中，压制了民主，引起红四军党内多数人的不满。后又因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激化了红四军内部矛盾，因此被撤销了军委书记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1985年4月，总政等单位经过认真核查和证实，实事求是地为刘安恭重新定论，中央民政部批准刘安恭为革命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同意为其立传，褒扬其革命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