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裴昌会是一位值得铭记的人物。他的经历从撤出陕西到川北起义，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时代意义。当时的陕西，局势风云变幻，裴昌会率部做出了撤出的决策，这背后是复杂的军事形势与政治考量。而他的人生转折点在川北起义，这一抉择展现出他对和平的向往与对正义的追求。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他以实际行动顺应历史潮流，脱离旧阵营，走向新道路，为国家的和平与解放贡献了力量，其故事也成为一段见证时代变革与个人抉择的传奇篇章。

引子

＊本文摘自《潍城文史资料》第十四辑，作者裴昌会，原标题《从撤出陕西到川北起义》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945年11月20日）裴昌会与夫人于西华合影

裴昌会

(1896一1992)山东省潍县（今潍坊市）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军第4师参谋长，7师团长、旅长、副师长、师长。1937年起历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副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1949年12月23日在四川德阳率部起义。建国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第五、六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历届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先后担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和重庆市委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名誉主席等职。第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2年3月22日在重庆病逝。

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予裴昌会一级解放勋章

正文

1947年10月底，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已经十个多月了。在这段期间内，胡宗南的部队屡吃败仗，折兵损将，疲惫不堪，遂决定留整编十七师困守延安、甘泉城外，其他部队陆续抽回休整。延安指挥所撤销，我也被调回，又接替了陶峙岳的潼关指挥所主任的职务（陶调新疆）。1948年2月，豫西洛阳二O六师被围告急，胡叫我率队东进支援。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概略位置是：在豫西——整一师在渑池、新安，整三十六师和骑兵第二旅在洛宁、宜阳，整六十五师在嵩县西北地区，整三十师（欠三十旅）在卢氏、洛宁间地区；在关中——整二十九军之二十七师、九十师主力在宜君，其中一个旅在洛川，整七十六师之二十四旅在宜川，整五十七师在麟游、旧永寿；在陕北晋南—整十七师仍困守原地，整三十旅在临汾，警备旅在运城，其余部队后调陕南、川西整补。就上述军队态势说，把能机动的力量分离东西使用，很不利。2月下旬，宜川二十四旅被围攻很急，整二十九军之二十七和九十两师主力前往应援。3月初，这些部队都被解放军相继歼灭。胡宗南吃了这次大败仗后，关中空虚，他的老巢西安危急，不得不把二〇六师丢在洛阳，听其被围消灭，把豫西部队星夜撤回湾关以西，维持残局，并把撤回的部队编成第五兵团，叫我兼任这个兵团的司令官。这时，胡宗南的机动部队仅有这个兵团的力量，应付关中方面作战显已吃力，从此只能在河以北澄城、蒲城、铜川等地区转招架，已无还手之力了。

1949年春，胡宗南为了暂保西安的安全，后退在泾水河南岸布防，并在三原配备前进阵地。这一带阵地在5月中旬被解放军突击，陷于瓦解，他不得已撤离西安，退踞凤翔、宝鸡以及渭河南之五丈原一带，企图凭借有利地形，节约兵力，争取有一个喘息时间，整补部队，并策划建立川陕甘边区根据地，再作最后挣扎。他的作战方针是：第一线部队保持机动，避免决战，采取逐次抵抗手段，争取时间，消耗敌人，待机转移攻势（这是老一套的公式用语）。胡宗南耍这一套鬼把戏，已早为他的左右亲信所透露，实际上他的如意算盘是要入川西退，假道印度，逃亡台湾。胡宗南在宝鸡住了两天，首先带着他的看家本钱——第一军（整一师，这时各整编师都恢复了军的旧制）退曙汉中，留我在宝鸡指挥三十八军、五十七军的一个师、六十五军和九十军，执行持久抵抗的任务。这时秦川产粮区既已放弃，小麦尚未成熟收割,部队猬集山区，粮草补给倍感困难。尤其蒋帮集团的政治欺骗完全破产，经济崩溃，虽然每月照例发给官兵薪饷，但“金元券”早已成了废纸，市场拒用。官兵拿到“金元券”买不到东西，怨声四起。因而军队所到之处，商店闭市，群众逃避，军纪愈加败坏，更加加重了人民的灾难。面对这种情况，清夜苦思，不能不引起良心的自谴。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桩使我两头受气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甘宁青的马家军，因为胡宗南逃窜凤翔、宝鸡和陕南后，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马家的地盘立即受到威胁，为了巩固他们的地盘，由马鸿出面电蒋介石准令胡宗南部协同马家军恢复西安。这桩事既打乱了胡的原定计划，而且胡宗南估计到自己的现有力量，即便恢复了西安，也难确保，如果自己付出一份牺牲代价，恢复了西安，再拱手让马家援去，更非甘心倩愿，只是蒋介石的命令不得不应付，而自己的面子也要勉强支撑一下，他们几经磋商，总算达成了协议。于是，马家军沿陕甘公路倾巢东进，直扑咸阳；甘肃省主席郭寄娇也把由该省保安团队新拼凑起来的一一九军开来，归入五兵团序列，遂以一一九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和九十军，分由渭河南北向武功、周至之线推进。两个系统的部队各自指挥，第一线部队也互不联系，甚至马家军不允许去联络的官兵通过他的警戒线。这样，怎能说得上协同作战？迨至马家军在咸阳城廓受到挫败，宝鸡东进部队也在武功、周至西之线道得阻击不能前进。马鸿逵因为他们的骑兵攻坚伤亡惨重，不时来电话，情急地诘问我：“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躲在后面不进呢？”更奇怪地说：“你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威阳城廓所构筑的工事不撤除，硬叫我们来碰钉子。”这些蛮不讲理的话，实在听够了。可是，胡宗南又在电话中说，马家素来猾，不要上他们的当，嫌我过于迁就。两头受气，令人愤懑。这些家伙互相猜忌由来已久，他们在利害关头上，总是矛盾重重，无法解决的。

我为了避免他们在电话上的无聊纠缠，有时到住在宝鸡的我的老同事李希三处攀谈。他在1929年即到四十七师搞军需业务，后来我任四十七师师长和第九军军长的时候，他都任军需处处长。他对蒋介石卖国、反共、打内战极表愤慨，曾于1940年在西安以“与八路军有联系”的罪名，为特务劫去，失踪了半月多，经我几次向胡宗南交涉，才被送回，经过这次波折，相互间的情谊更加密切了。我在极度困惑中，得同知己的故旧畅抒心怀，分外慰藉。我们追溯过去为反动派作帮凶，搞得国是日非，民不聊生，到头来仍被他们猜忌歧视；认为在目前，反动政权即将垮台，绝不能再走错路和他们同归于尽。他说革命为的是国家复兴，民族的繁荣幸福，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人，应该投到真正的革命阵营中去。中国共产党是允许和鼓励人们弃暗投明、立功自赎的。他并说，如果我相信的话，他愿意设法帮助。这些话是经过几次谈心说到的，现实的困损，不能不引起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认识到：要么顽固地跟反动派走，只落得一个逃亡毁灭的结局；要么投靠党和人民，争取主动赎罪，走向新生。前者既非本愿，是死路一条走不得，我决心走后者这条光明的道路。于是，我郑重地托付李希三同志设法进行，并约定如有消息请他和兵团部总务处长李梅村、军医主任冯子让（都是四十七师老人）谈转，以免我们接触频繁惹起特务的注意。

在武功、周至西地区相持阶段中，军队中有这样的普遍反映：要采取攻势，为什么第一军不开来？要休整，我们总是打来打去，也轮不到第一军打。官兵怨怼，军心涣散，可见一斑。1949年7月中旬，解放军发起攻势，马家军在礼泉、乾县一带的部队首先偷偷地回窜，我指挥的四个军在深夜仅战斗数小时，即完全或大部被歼。经在宝鸡收容后，退守秦岭和甘南徽、成两县以北高地。这时，我仅控制着一个五十七军之二一四师（青年军改编的），配备在秦岭川陕公路上,但这种只摆样子好看不中用的部队一触即垮，胡宗南才把第一军开来接替了秦岭的守务。兵团部驻凤县。

8月中旬，日夜盼念的李希三同志由天水穿越崎岖山道来凤县会面，当夜即作具体商讨。依据那时的军队情况，在秦岭是第一军，有该军的一个师控制在凤县，它是胡的最亲信部队；左翼是六十五军、九十军的残余部队，而九十军新换了一个不认识的周士瀛军长，这个军也是胡的基础部队之一（胡宗南的所谓“三大主力军”，即第一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军）。六十五军李振部虽然不是蒋胡的嫡系，它是广东余汉谋的旧部，但相处不久，不能贸然谈这样机密重大的问题。再分析兵团部内部情况，参谋、总务两处和机要室，除两处有极少数老人外，其余都是由胡的绥署调来的；直属警卫、通讯两营的干部也和处室的情形一样。当面的解放军方图西上解决整个西北问题，对胡宗南部队仅保持接触监视。经一再研究，一时提不出发动的办法来，但决心业已下定，毫无动摇，只等有利时机到来立即行动。李希三同志走路磨破了脚，暂时不能离开，虽然胡宗南在兵团部安排的耳目很多，但对李则知道是我的老军需处长，意味着他刮的钱财不少，怕斗争清算，逃避而来，也就没有人注意和怀疑他了。直到我调换职务，才把李希三同志送出步哨线，期以再图良机。

1949年9月中旬，陶峙岳同志已在新疆率部起义，而甘肃省平凉专员周翔初以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关系，又由兰州借用兵站机关电台密本给我发来一份电报，电文大意是：“西北反动军队已基本解决，陶峙岳将军业已率部起义，你应该当机立断，效法陶的榜样。”不消说，这样的电报，机要室在送阅之前，早已转给胡宗南了。胡本来对我不相信，再加上发生的上述事情，不能不对我有所提防。与此同时，李文在北京和平解放的时候，带着他的几个军师长乘飞机也逃来汉中了。有一天，胡宗南来电话说，他已经请准把大巴山预备阵地的部队编成第七兵团，想叫李文接替第五兵团，叫我到广元任第七兵团职务。他并说：“你一向在前方太辛苦了，到后方赶紧把这些整补部队整理一番，也可以得到一个休息的机会。你的意见怎么样？”这种鬼话，早就听腻了，也是早已预料到的事。我答复：“这很好，就请李马上来吧。”当天晚上，李文带着两个参谋来了凤县，他是第一军的老人，对各军师长都很熟悉，不用我来介绍；并议定原第五兵团部的整套人马，由我带走，他另新编一套，免去我的麻烦。这样，就更简单了。兵团部系一个纯作战指挥机构，不管军的经理、卫生等业务，无所谓移交，只把当面的情况谈一下，将部署要图交给李文，就交接完毕了。为了避免这些军师长前来送行的麻烦，翌日晨即利用兵站回空汽车移住广元。

第七兵团所属都是后调新整补和尚待整补的部队，配备在大巴山山脉，东自通江县东北之竹峪关起，经巴峪关、牢固关、碧口，西至武都。这些部队的概略位置是：十七军(欠十二师）在通江、南江，七十六军在宁强东南，三十军之二十七师在牢固关、白水街间地区，十七军之十二师和骑兵第二旅在白水街及以西地区，六十九军之一四四师在碧口、青川、平武，一一九军在武都，九十八军在巴中为右预备队，三十八军尔后由秦岭撤回归建，控制在广元为左地区预备队（左右地区队主要依川陕公路为作战地境划分的）。据胡宗南说，这条预备阵地带，是派出五百多人的参谋团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缜密侦察确定的，并发动民工筑有强固工事，粮弹药都有充分储备。他又在吹扯谎了，其实，除牢固关左右地区构筑简单工事外，其他地区连单人掩体都没有，粮弹储备更谈不到了。这条防线很长，交通通信极为困难，各部队守备的正面宽，运动不易，尤其军队建制零乱，而军管经理，远离军部的师饷精装备领运，更加不便。鲁崇义的三十军之二十七师在川陕边界的牢固关，鲁的军部却带着它的三十师和一个空头的六十七师番号在成都东南龙泉驿。这是胡宗南防范控制杂牌部队的一贯手段。其他由他控制已久的部队也要打乱建制，就不明白他用意何在？我本来想要作些小的调整，而胡主张部队既已驻定，地形了解熟悉，不必调动。我也只有作罢，省事了之。

1949年11月21日，胡宗南在秦岭一带的守备部队开始撤退入川。12月初，第一军首先到达广元，蒋介石硬要星夜用汽车输送到重庆去“保镖”。胡的看家本钱被调走，当然不甘心，大发牢骚。其他第一线的部队也陆续在成都、双流地区集结，而三十八军在最后于12月8日也到达广元归建。李希三同志随三十八军部队同时来到广元。根据当时情况，胡宗南既没有在成都背城一战的准备，也看不出有逃跑的迹象。经电话询问绥署参谋长罗列，他很不自然地说，现在还在商量，没决定嘛！而在广元、成都间地区，住有孙元良的部队和一些地方部队，系统庞杂，秩序混乱。这时，大巴山部队在第一线，又与胡宗南隔离南北；各军师长对胡要西撒假道印度的企图，早有所闻，尤其胡在由秦岭撤退到成都集结时期内对大巴山部队并未作过区处，他们怕丢下作残留部队去牺牲，大为不安。揆诸上述种种，的确这是我发动起义的好机会。但又考虑到，要保证这一义举的胜利实现，必须先控制一部分可靠部队，于是就计议到三十八军了。我认为三十八军系西北军杨虎城旧部，这个军的五十五师和一七七师除五十五师师长和少数干部由九十军调来外，其余都是这个部队的老人，他们曾在1936年冬发动“西安事变”，活捉过蒋介石，当然蒋想要报复，处心积虑地图谋消灭这个部队,因而他们恨蒋也经常溢于言表。这个部队从我在1941年调四集团军起，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情感很好，可以听从我的主张。这个军的军长李振西虽系军校六期毕业，但始终在这个部队任职，而且他在“西安事变”时看管过蒋介石，常常说蒋、胡为此决不会信任他。李振西由一七七师师长升三十八军军长，曾要求我保荐他，也表示感激。兵团部参谋长李竹亭（西北军杨部老人、前四集团军参谋长）也表示他们曾谈论过这样的事，似有默契，并愿和李振西商谈。我也就只向好的方面去着想了，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三十八军上，遂决定李竹亭即去商谈。可是他去了大半天回来说，李振西没有不同意的表示，只说要考虑考虑。他又说，这种重大事情，不能希望一蹴而就。过两天，南下的解放大军即迫近大巴山防线，首先在牢固关方面发生战斗，二十七师被迫节节南撒。虽然李竹亭继续工作得非常努力，而李振西却仍在迟疑拖延。由于对李振西情况估计未足，仍空寄期望，以致未能立即举义。战事通近广元，兵团部不得已于15日转移到剑阁县城，留李希三同志在广元联络。

兵团部到达剑阁县城后，大巴山左右地区部队也分别在巴中、旺苍、苍溪、剑门关、青川、中坝等地区集结（一一九军在武都未动）。为了便于发动起义计，即以三十八军之五十五师配备在两河口、剑门关东西之线，右与交警总队朱兴汶部（临时归指挥的）联系，三十八军（欠五十五师）控制在剑阁县城北。16日午李希三同志再来剑阁，经商讨后，认为兵团所属部队离成都尚远，容易控制，剑门关又系古代有名的关隘，形势险要，在这个有名的险要关口起义，影响大些，我们商定后李希三同志转回报告。但时机紧迫，不容许往返转商，逐决定叫李振西来兵团部面谈。我们谈得很好，李振西表示绝对遵从，并说即回去同一些可靠干部说明，准备好再报告。

我们的密议刚结束的时候，胡宗南派五十七军军长冯龙率军直属部队乘汽车来剑阁。据他说系胡叫他来了解前方情况的，又说要同兵团部住在一起。看他言语支吾，显然是来监视我的。冯龙是随李文由北京逃来的，也刚接任军长，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有惊惶的样儿，我也想叫他走开，免生麻烦，即对他说，前方情况紧急，这些直属部队没有作战经验，一遇紧急情况，容易混乱，我要在这里部署一下即去绵阳，他可以先到那里等我。这些话，正合他的意思，就马上乘原车南下了。

这天，我坐等李振西的回话到深夜，仅听到前方有零星枪声，而李振西忽来电话说，右翼交警总队已溃散，五十五师去向不明，情况很混乱，应当后撤一段距离再作区处。他说后电话即撤收了。同时城北城西也有密集枪火，再派人找李振西和他的队伍也找不到了。在这样暗夜混乱的情况下，兵团部只得哲退梓潼再作处置。到达后，由电台联络知道李振西沿川陕公路西南侧窜逃，他在暗夜中避开公路走小路乱，又不报告到达的地区，判断这家伙居心叵测，别有图谋。以后他不听指挥，经中坝、安县窜了山区茂县，妄想苟延残喘。当时兵团部仅有直属部队，而梓潼驻的地方团队很多，混杂在一起，自卫大成问题，遂决定撤驻绵阳，另作计议。我总想多带些部队起义，才算得上立功，又要有绝对把握才发动。过于信任了李振西，对其为人没有作深入分析，他一贯要两面手法，未引起警惕，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以致再蹈前辙。这是由于我认人不明，警惕性不高，不够果断，实为产生这种事情的主要原因。

18日，兵团部撤到绵阳。在这里有冯龙的军直属部队和九十军接新兵的人力输送团的一个营，同时驻白水街的十二师先遣三十六团也刚到达。胡宗南派三十六军一二三师之三六七团正在向绵阳车运中。我想冯龙来既为监视我，应该将计就计地先把他牵住，并使其离开我的左右，遂对他说：“目前川陕公路两侧的部队离这里尚远，一时不能赶来（其实我没有叫这些部队赶来，如果都集拢来了，我的行动就不那么方便），你带着军直属部队、九十军人力输送团的一个营和刚报到的三十六团，先在绵阳涪江西岸占领阵地，暂时掩护一下，三六七团车运到后也归你指挥。这时只有这个办法了。”冯虽有难色，但也不能违抗，就很勉强地率队出城布防。这样，当然不符合冯龙所负的使命，也非其所愿，怎能有心思去指挥作战？他暗地里扣留大批汽车，一有机会就溜走；之后，退罗江，再退德阳，总是跑在我的前面。

22日拂晓，我到德阳城北，冯龙早在那里等候，我故意诘问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军长，为什么退却时老跑在我的先头？他显得很窘，不能对答，沉闷了一会儿，他说：“我新到职，又不是指挥五十七军的队伍，他们不听话，实在没办法。你目前没有一个得力的部队，也不好应付，请一齐到成都去吧。”我严词斥责说：“我不能放弃职责也跑到成都去，你要走，我不强留。”他听到我叫他走的话，很高兴，说了一句“我先走，请保重”。即匆忙地带着军直属部队、九十军输送团的一个营和三六七团乘汽车南下。冯龙走后，我也转到德阳西北的孝泉镇。这时各部队的概略位置是：七十六军在盐亭，十七军（欠十二师）在三台以北，九十八军在阆中南部间，三十军之二十七师残部、十二师之三十六团和三十八军山炮营先后到达孝泉镇，十七军之十二师（欠三十六团）和六十九军之一四四师到达绵竹县以北，正向孝泉镇急进中，骑兵第二旅在剑门关西战斗后失去联络，一一九军情况不明，三十八军（欠五十五师）由中坝继续西窜，五十五师在剑门关附近被消灭。

23日晚，李希三同志陪同一野的一位干部（穿便衣）到孝泉镇，仍允许我作为光荣的起义，遂将呈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电文面交他们转发，并电所属部队现地起义。之后，川陕公路以西部队除失去联络的和乱窜的李振西部外，其余都先后来到孝泉镇随我起义。在武都的一一九军也来电报告起义。川陕公路以东各部队，九十八军来电遵令在阆中附近停止，现地起义；七十六和十七两军虽复电响应起义号召，但仍向西南急进，经解放军追击部队在三台西勒令放下武器。李振西窜踞茂县后，电台仍有联络，本着党的对残余反动部队非必要不用武力解决，以免地方遭受破坏的精神，再去电责令履行以前诺言，而李振西竟有这样的复电，说要蒋介石、胡宗南意料不到他还会作一个效忠他们的人。这个跳梁小丑恬不知耻，无可言喻。直到1950年1月20日解放军向茂县进击的时候，李振西的电报不断拍来，一夜之间竟达二十多份，要求指示办法，经请示解放军十八兵团后，电令放下武器。这个部队在21日遵令解除武装。至此，我已把所属反动部队全部交给党和人民，任务基本告一段落。不久，我也到了中江县，各起义部队也在三台、中江集中，在军事代表团的领导下，开始对他们进行整训工作。这些起义部队从此结束了反动的罪恶历史，一般官兵在学习、改造的过程中走向光明的前途。

（本文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集》第二十三辑）

资料来源:

《潍城文史资料》第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