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人民军队历史长河中，有一支从塔儿山走出的英雄部队——“雷锋团”。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光辉的战斗历程。塔儿山见证了这支部队的成长与蜕变，赋予了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核。“雷锋团”不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冲锋陷阵，为国家和人民立下赫赫战功，更因雷锋这一伟大精神坐标而熠熠生辉。雷锋在这支部队里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官兵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今，“雷锋团”依然以昂扬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中续写新的辉煌。

原沈阳军区工程兵10团是雷锋生前所在团。雷锋在这支英雄团队里得到锻炼升华，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工程兵10团因培养了雷锋而闻名于世，被人们亲切地称誉为“雷锋团”。

“雷锋团”是从塔儿山走出来的英雄部队，“雷锋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9月的襄陵独立团，而襄陵独立团则是以襄陵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让我们重新回顾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对崇敬先烈、学习英雄，提高党性、坚定信仰，是很有意义的。

雷锋

临危受命，创建抗日游击队

1939年“12月事变”发生后，213旅奉命向太岳根据地转移。

程谷梁是阳泉市下荫营村人。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受党的委派到汾城县工作，担任中共汾城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领导全县的抗日救亡工作，后调任山西新军政卫二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与二一三旅政治部主任，勇敢坚定、足智多谋，在汾城一带和二一三旅享有很高威望。他直接参与和见证了二一三旅的创建和发展。

山西新军二一三旅创建于1939年6月，其前身是山西政治保卫二支队。它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山西抗日斗争的特殊形势，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汾城、襄陵、乡宁、吉县、新绛、河津、稷山7县抗日自卫队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名义上隶属于第二战区序列，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人民抗日军队。这支人民武装，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在两年多时间里，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消灭日伪、顽军8000余人，在山西抗战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共高潮，阎锡山充当急先锋，一手制造了“晋西事变”（史称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新军。

1939年12月30日晚，阎锡山动用11个团的兵力，分兵四路，从南、北、西三方向二一三旅各阵地发起突然袭击，事态十分严重。

在此之前，阎锡山对二一三旅主要军事干部进行了暗算，在通知旅长郝玉玺同志到秋林开会返回途中，将其杀害；阎锡山的三十四军以召开联防会议为名，扣押了赴会的旅参谋长张焕同志。

危急时刻，程谷梁毅然承担起指挥部队的重任，在对阎军进行顽强阻击和有力反击后，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保存有生力量，带领二一三旅和由汾城、襄陵两县地方干部与地方武装组建的独立支队，突破重围，向太岳革命根据地转移。

一夜之间，二一三旅连续突破汾河、同蒲铁路和太风公路三道封锁线，到达塔儿山下的上西梁、张纂一带，集结后按既定目标继续前进，接着又在段村附近受敌伏击以及这次与敌遭遇。

第二天清晨，旅游击支队中队长姚登山被紧急通知到旅部。程谷梁开门见山：组织上决定派你返回襄陵，利用本地人的有利条件，收集失散人员，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

姚登山又名姚忠，少年家贫，13岁由外祖父接济才勉强上完高小，1938年1月参加山西新军决死三纵队，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被选送乡吉特委党员训练班，毕业后先后被派往临汾公安局和二一三旅工作。他20出头年纪，长得高大魁梧，嗓门洪亮，眉宇间透着英气，是个有勇有谋的人物。

面对满怀期望的首长和在场的襄陵抗日县长纪锦章，姚登山没有丝毫犹豫，欣然接受任务。

“好啊！你回襄陵当‘土皇帝’去哇！”纪锦章诙谐地说。

之后，部队继续前进，1月中旬胜利到达太岳革命根据地，在沁源县与决死一纵队胜利会师。

姚登山则单独一人返回襄陵县的塔儿山区。

塔儿山又名崇山、卧龙山、大尖山，坐落于襄陵、临汾、浮山、曲沃、翼城、汾城6县交界处，其主峰海拔1493米，因始建于隋唐的山巅七级宝塔而得名。它西可控制汾河以东襄陵地区和汾城一角的同蒲铁路与太风公路，北可达临汾，南可至曲沃，是太岳根据地通往晋西南的门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山区方圆四五十里，人口3万多，境内沟壑纵横，丘陵起伏，大大小小的村庄散落其间。姚登山的家就在塔儿山脚下的陈庄。

姚登山返回家乡后，即开始了组建游击队的活动。他带着借用本村郭清槐当阎军排长时的一把宝剑，奔走四方，到处联络，寻找我方地下党和失散人员，以及同学及青年积极分子。

首先，到张纂村找到李昆山 （李一枫），接着几天时间又联络到李庭芳、陈祥云、祁家喜等八、九个人，大家集结在一起，斗志高昂，1月中旬，即成立了襄陵汾东人民武装自卫队，队长姚登山，指导员李昆山。

“十二月事变”后的襄陵河东一带地区，日军汉奸气焰嚣张，十分猖狂；以韩青林（韩老九）为首的号称千人的大股土匪，肆意掠行，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阎锡山也不时的派武装特务到襄陵祸害百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急切盼望能有人民自己的武装打击敌人，保护群众。

游击队一建立，人民群众心情振奋，大力支持，纷纷取出他们收藏的蒋阎军溃败时丢下的枪支弹药，献给游击队。游击队得到的第一批武器有手枪一支（六轮子）步枪四五只，子弹、手榴弹一部分。姚登山用六轮子代替了那把宝剑。到1月下旬，游击队发展到了30人左右，步枪10余支。

到4月，自卫队发展到七八十人，改名为襄陵人民抗日游击大队。

6月，游击大队扩大到一百六七十人，改名为襄陵人民抗日游击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姚登山担任支队长，上级党组织派牺盟会乡宁中心区委宣传部长张静波同志担任政委。

随着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展，政权工作也开展起来。3月间，“十二月事变”时未随军转移的原汾城县政府秘书梁仰云，经汾东到太岳区，经临襄河东县委和游击队几位负责人极力挽留，请他当了汾东办事处主任。5月，根据太岳二地委指示，将办事处改为襄陵汾东抗日县政府，梁仰云任县长。从此，“梁县长”这一称呼便传遍了塔儿山区，留在了百姓口中。

游击队虽然处于敌后，四面皆敌，与上级联络隔绝，环境特别恶劣，斗争非常艰苦，生活也十分困难，但始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先进，争取中间，孤立顽固，打击敌人，坚持斗争，使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得到发展。

抗日的烽火在襄东大地熊熊燃起。

游击队创建之初，便在塔儿山下开始了游击活动，首先是打击伪政权，镇压汉奸。

1月中旬，游击队在陶寺抓获并处决了汉奸石燕子和张根喜。

1939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十三），二一三旅五十八团政治部主任郭寿天率五十八团二营，奉命东渡汾河，到塔儿山一带活动，为二一三旅向太岳区转移开辟道路。

当晚夜半时分，部队到达位于塔儿山下一条大沟里的桥儿上村宿营。便衣汉奸石燕子和张根喜向日军告密并带路，日军500余人由临汾、赵曲、史村三路集结，在拂晓时将我部包围。在突围中，郭寿天、组织股长王瑞和四、五、六连指导员等85人壮烈牺牲，副营长宋永昌、五连连长杨如桐等11人负伤，部队被打散，制造了桥儿上大惨案（史称“桥儿上事件”）。这一天，也成为二一三旅和襄东人民最悲愤、最难忘的一天。

上午十一时许，几名战士把石燕子、张根喜押到桥儿上村西死难烈士窑洞前跪倒，全体游击队战士含泪肃立。

三孔窑洞里摆满了烈士的遗体，空气中依然弥漫着血腥的味道，两个多月前那密集的枪声还在耳边震响，郭寿天——中共襄陵县委第一任书记，那纯朴热情的面容仿佛还在眼前。姚登山沉痛地讲道：“烈士们，安息吧！抓住了给日寇送情报的两个坏蛋，今天要用他们的血祭奠你们的英灵。”讲完，全体静默，接着“叭，叭”两声，愤怒的子弹结束了两个汉奸的性命。

事后，游击队以队长和指导员的名义张贴布告，广为宣传。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襄东传开，人心大快，游击队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游击队的建立和两个铁杆汉奸的毙命，让日伪与汉奸非常恐惧和仇恨，经过密谋，策划了一起抓捕姚登山及其家人的行动。

1940年2月初，赵曲据点日伪军将姚登山一家老小6口抓到赵曲，逼姚登山父母劝儿子投降。两位老人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给姚登山写信，以升官发财为诱饵，限期3天投降，否则将杀尽全家。姚登山复信，痛斥其卑鄙行径，并把子弹装在信封里，以示警告。在游击队召开的大会上，他表示：“鬼子抓了我全家，他要吃张口，要杀动刀，想叫我投降，是白日做梦！即使杀了全家，也要和他们血战到底！”敌人见威胁利诱不能动摇姚登山抗日决心，只好将他家人放出。

　　4月初，游击队又处决了曾任汾东区区长、投敌当汉奸的邓寿山（又名邓大庆），在襄东再次引起震动，一些反动劣绅和汉奸心惊肉跳，群众则拍手称快，抗日热情大增。

机动灵活，开展抗日游击战

　　游击队土生土长，指战员基本上都是塔儿山百姓的子弟，与人民有着血脉相通的联系。饱受日、伪、顽和土匪侵扰祸害的襄东人民，把游击队当成依靠与希望，主动为游击队提供食宿，送信带路，站岗放哨，救护伤员，游击队也始终不负众望，不畏艰险，英勇斗争，保护群众，与人民建立起了鱼水般的军民关系。

塔儿山

　　1940年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敌人突袭游击队常驻地安乐庄和上庄，扑空后，便在上庄隐蔽起来，企图在游击队早上返回时悄悄捕获。上庄村70多岁的亢老汉得知后，不顾个人安危，上到村边老爷庙高地瞭望，观察敌人动态，给我返回人员报信。早晨的8时左右，当老人远远看见姚登山和李庭芳、陈祥云3人正返回上庄时，即连连挥手示意，使他们得以脱险。

　　游击队从成立之日起，就按照游击战的战术思想和原则，灵活多变地开展游击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常常使敌人摸不着头脑，不断遭到打击。为了对付敌人频繁地进攻和偷袭，游击队驻地常移，夜营地多变，有时一夜数变，甚至露营野外，使敌人摸不着规律，常常朴空，从未得手。

　　4月5日这天是清明节，夜晚游击队露营于陈庄村西北边野外，次日早晨6点多钟，当游击队准备集合出发到陈庄之际，侦察员和陈庄1名群众跑来报告，说赵曲日军与警备队约几十人，在下半夜到安李偷袭游击队，扑空后又到了张相，现在去了张纂。

　　姚登山马上同几个领导进行研究，认为敌人没有准确情报，只是瞎摸乱碰，虽然武装精良，战术素质较高，但经一夜奔跑，处处扑空，既疲惫，又沮丧，士气低落，现在可能在张纂吃早饭。而游击队虽然建立不久，缺乏训练，武器少，质量差，但休息一宿，精力充沛，士气旺盛，求战心切，同时地形熟悉，又有群众相助。通盘考虑我优于敌，有取胜的把握，于是决定袭击敌人。

　　在进行了简短的战斗部署和动员后，游击队立即跑步前进，在陈庄、张相村北翻沟越野，隐蔽开进，直奔张纂。

　　8时左右，到了张纂村外，又兵分两路，搜索前进，在小学校发现了正在准备吃早饭的敌人。

　　游击队突然发起进攻，枪声大作，敌人慌作一团，急起抵抗，在大门口用拐把机枪向我扫射，游击队难以冲进去，敌我形成对峙。姚登山用学会的几句日语向敌人喊话：日本兵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等。

　　正激战时，张纂村贫苦农民苏随生主动跑来，对姚登山说：“大门进不去，可以上到学校东房顶上，从上往下打，我带路。”游击队当即留下二中队一部继续战斗，其余绕到学校东边，通过一低矮民房，上到学校东房房顶，居高临下，枪弹齐发，手榴弹在院内开花，打得鬼子晕头转向哇哇乱叫，东跑西窜狼狈不堪，只能躲在房内胡乱开枪，盲目射击，始终不敢出大门一步。

　　姚登山站在房顶上，一手持抢，一手拿旗指挥战斗，战斗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敌人的抵抗越来越弱，枪声也渐渐稀疏，游击队发现敌人正在逃跑。

　　游击队当即分头冲进学校，院内到处是饭盒、钢盔，血迹斑斑，狼藉满地，四处搜索不见敌人。结果在西北角发现敌人挖了个洞，从洞里钻出去逃跑了。游击队随即出村尾追，敌人未敢抵抗抬着尸体、拖着伤兵向赵曲老巢狼狈逃窜。

　　张纂战斗，是游击队对日军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战，对当时气焰极为嚣张的敌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游击队则鼓舞了士气，得到了锻炼，壮大了声势，群众心情也十分振奋。

　　游击队不仅面对着凶狠的日军和汉奸走狗，同时还要同韩老九一伙土匪进行周旋，打击土匪，保护人民。韩老九名叫韩青林，是河南许昌城附近韩家庄人，原在国民党十五军当兵，后趁调防逃脱，收罗了散兵游勇数百人组织了一支土匪队伍，取名“中华救国同盟军”，自称司令，驻在南山一带，到处抢劫掳掠，奸淫妇女，作恶多端，周围村庄常受其害，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2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安李村群众杨德安报告，韩老九十来个人的一小伙土匪，到安李抢劫后准备次日返回南山。游击队当即出发，拂晓前埋伏在安李村外土匪必经之地，当早上土匪一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迅速开火，一阵猛打，土匪顿时慌乱一片，未敢抵抗，短短几分钟结束战斗。土匪被击毙2人，俘虏7人，1人跑掉。缴获步枪8支，子弹数百发，夺回被抢的毛驴和粮食财物，救下了被抓的村民李洪娃等人。

　　韩老九受到打击后并不死心，扬言要对游击队进行报复。不几日，带领土匪200多人到鸭儿沟、杨家庄、上西梁、张纂一带抢劫骚扰。由于游击队和群众已有准备，土匪所到之处，人物皆空，只得沮丧地返回驻地。另一匪首刘大麻子带领30多人，从张纂撤回时，又在安李抢劫，可他万万没想到游击队埋伏在距安李三里地的南坡两边，土匪一进入伏击圈便遭到迎头痛击，击毙10多人，10多人当了俘虏，刘大麻子只身一人逃回南山。

　　与此同时，游击队还开展了政治攻心战。争取瓦解韩匪的一个大队，使其大队长武振华率领百余人起义，在张相村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接着开赴太岳根据地，改编为人民军队。

　　半年来，游击队歼日伪，除汉奸，打土匪，斗阎特，经历大小战斗五六十次，打得敌人心惊肉跳，游击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

　　正当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之际，国民党九十三军一六六师于1940年6月突然进至塔儿山地区，在浮山槐念成立反共和日的“塔儿山设置区行政公署”。蒋军玩弄花招，施加压力，企图吃掉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7月，游击队除留下部分人员坚持隐蔽斗争外，不得不忍痛与当地人民告别，向太岳根据地转移。

　　当游击队行至洪洞高村一带时，遭阎军和刘淼匪部夹击，政委张波被捕牺牲，部分人员失散，姚登山、梁仰云等人辗转回到太岳根据地。

游击队撤离后，襄东抗日活动进入了地下斗争时期。临襄汾东县委按照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与日寇、蒋阎军进行坚决和巧妙的斗争。他们有的经常摸到敌伪据点周围写标语，撒传单；有的建立交通站，掩护和接送同志；有的打入敌内部传递情报，做策反工作。比如游击队参谋陈换章（后改名陈涛），在高村被刘淼所俘后趁机打入其内部，刘淼投降日军后，陈换章先后担任驻临汾城的伪大汉义军参谋长、司令，在敌营中坚持战斗了5个年头，为我党我军传送了许多重要情报，曾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英勇顽强，战斗在格子网里

　　1941年5月，日军发动的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军大部分退守黄河以南，阎军东渡，蒋军盘踞的地区又被阎军六十一军强占，并不断向我太岳区进犯。1942年4月15日，由八路军一二九师发起反击阎军的浮翼战斗胜利后，7月，阎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汾东。8月，太岳区党委决定，在塔儿山周围的曲沃、襄陵、汾城、翼城和浮山5县边沿地区，建立曲襄县，成立中共曲襄县委和曲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委书记张平（1943年4月解玉田任县委书记，张平改任副书记，1945年3月姚登山任县委书记），县长梁仰云。

　　1942年9月，以由我争取起义的阎顽公安队为基础，组建了曲襄县抗日游击大队，由县委书记兼任政委，县长兼任大队长。

　　1943年1月后，太岳区三地委陆续向游击队派来姚登山、王清川、周仕泰等党政干部，特别是大家早盼的“老姚”回来后，按照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对游击队进行了整顿。经过整顿，游击队建立了党的组织，淘汰了兵痞，补充了新兵员，不断进行军政训练，使游击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大为提高，不断发展壮大，游击大队下辖两个直属中队，三个区干队，人员达到200人左右，配有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100余支。

　　此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苦的岁月。日军在华北连续实施了5次“强化治安运动”，对其占领区、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分别实行“清乡政策”、“蚕食政策”和“三光政策”，且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对处于太岳抗日根据地边沿区、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塔儿山地区，日军“扫荡”和“蚕食”并用，企图将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摧垮。

　　当时在曲襄县的襄陵河东一带，日军就建立了10多处据点。东起塔儿山，西至同蒲路，共驻扎了四条线。第一条线是东峰顶、塔儿山主峰、龙王庙；第二条线是段村、安李；第三条线是邓庄、陶寺；第四条线是张礼、赵曲、邓曲、史村。这些据点和周围敌人驻守的点线之间距离皆不过一、二十里，它们纵横交错，形成了名符其实的“格子网”。

　　我曲襄游击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夜以继日与日伪军博斗。

　　在敌人据点林立、鬼子汉奸活动猖獗的格子网里，曲襄游击大队在党的领导下，以根据地做后方，以人民为依托，以我军抗战以来积累的经验为借鉴，以一批经过锻炼比较成熟的干部为骨干，沿着正确的方向起步，按照我军的光荣传统和战斗作风进行建设，在战斗活动中坚决执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通过残酷战争环境的考验，成为一支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深受曲襄人民爱护的子弟兵。1982年，原曲襄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解玉田回忆中写到：“曲襄县抗日游击大队是一支‘格子网’里和敌占区锻炼出来的人民子弟兵，它和曲襄县人民建立了鱼水相依的关系。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姚登山、王清川、周仕泰同志亲自指挥下，这一支土生土长的人民武装，数量一天天壮大，战斗力一天天增强……”

　　根据敌我态势，游击大队把塔儿山地区原则上划为山上（根据地）和山下（游击区）两部分，有事下山活动，无事上山整训，驻地经常流动，数日一变或一日数变。在有敌情或执行任务时，常利用夜色掩护进行转移或截敌活动，以出敌不意，让敌人发现不了我之行踪。这样，就使我要打敌人，就可以打得上；敌人打我时，往往都会扑空。

一年来，游击队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精神，与日、伪、顽作战上百次，通过伏击战、袭击战、阻击战、偷袭战、政攻战和反“扫荡”战等一系列战斗，沉重打击了疯狂的敌人，保护了人民，曾多次受到军分区首长的赞扬。

　　战争年代，粮食是军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是敌我争夺的重要目标。游击大队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把粮食斗争放在突击的位置。

　　一是通过战斗打击外出抢粮的敌人，在1943年夏、秋两季，游击队一方面帮助抗属和贫苦农民及时收割庄稼，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藏；一方面频繁激烈地进行反抢粮斗争。先后在上西梁、东张、大邓、张相、小梁、陈庄等村，阻击多次抢粮的敌人，打退敌人，夺回了粮食。

　　杜甫在1943年6月24日的日记中记道：“昨晚一中队集中在张纂待命。清晨未吃早饭，便接到敌伪军一部正在上西梁抢粮的消息，全队立即整队前往拦截。截敌时，即令机枪班占领村东高地，掩护步枪班冲击。射手牛清云一开枪，使将乱哄哄装粮的敌人撂倒几个。这时担任警戒的敌人立即还击，当牛清云抱起机枪边打边冲时，头部中弹倒了下去，副射手狄青连便接过机枪，继续射击前进。在弹药手张家子返身救护伤员时，隐蔽在坎下的老乡，已把牛清云背了过来。各班冲进村时，敌人便丢下未装车的粮食溃逃了。事后得知，敌人光尸体就抬走了3具。牛清云由于伤势严重，经卫生员包扎后，立即往后方医院送。他在昏迷中还嚷：‘敌人把粮食都抢跑，我挂彩算个裘。’后来得知，第二天下午，他在途中就牺牲了。

　　二是组织群众夺回被敌人抢走的粮食。1943年10月的1天，姚登山指挥游击队掩护群众，把安李村后庙日军粮库抢来的两三万斤粮食和食盐、糖全部夺回运走。1945年正月二十一日晚，游击队与武工队集中了5挺机枪和5个掷弹筒，向陶寺伪军炮楼猛烈开火，造成大部队攻打炮楼的架势，掩护地下党组织群众，里应外合，将陶寺敌人5个粮库的五六万斤粮食全部夺回，分给群众。

　　游击队还对敌人多次开展了破袭战。在夜色掩护下，在同蒲路和敌人据点之间，由游击队小分队佯攻，或隔断附近敌据点，大队带领民兵实施破袭铁路，割取电线，以破坏敌人交通道路，夺取资料为我所用。

　　“今晚大队带领民兵又下到同蒲沿线收割电线万余斤。回驻地后，即派一个班，将日前所存之线一并护送到分区去，以修复我根据地被敌破坏的通讯线路。”杜甫1943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记述了1次偷袭战的战果。

　　从1943年夏季开始，全县党、政、军、群团的干部，在县委“一元化”领导下，齐心协力对敌人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游击队分排分班，保护干部夜间深入到敌占区和日伪据点附近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揭露日军“三光”政策、“蚕食”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的险恶用心，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通过政治攻势，启发了敌占区群众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感，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取得了敌伪统治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心向我，伪政权变成了应付日伪、为我办事的两面派政权，对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3年秋的一天晚上10点左右，姚登山率领游击队摸进邓庄据点。进镇后，先将警戒布置好，用火力锁住炮楼。随即向伪军喊话：“伪军弟兄们，我是姚登山，向你们喊话，你们被包围了，首先告诉你们不要开枪。如果开枪，我们就立即炸掉你们的炮楼。日本鬼子是免子尾巴长不了，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临走前，还告诉伪军，为了应付日军，等我们走后，你们可以打枪。游击队撤离后，果然枪声骤起。起到了瓦解敌人的积极作用。

　　6月29日至7月1日，太岳区三分区还派来了日本反战同盟的渡边和山本两位日本朋友，由游击队1个班掩护，到东峰顶据点近距离向日军喊话，投送日文宣战品，并且给曲襄县各个据点的敌人都写了信，帮助瓦解日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时过不久，从塔儿山据点逃出一名日军（朝鲜人），向我投诚。

小林是日军设在邓曲铁路护路队头目。在小林要求铁路周围村庄成立护路自卫队时，曲襄县委和二区区委趁机派地下党员和民兵加入各村护路队，使之成为白皮红心的人民武装。他们巧妙地利用护路队传送情报，掩护和营救同志，铲除阎军特务，利用日阎矛盾，抗粮抗税，并适时对小林进行策反，使之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就带着妻子和女儿，打着太阳旗，由游击大队派人护送，到太岳根据地向我投诚。

神出鬼没，游击健儿逞英豪

　　杜甫同志曾任曲襄抗日游击大队一中队指导员，离休前在中央广播电台工作。这位白发苍苍的抗日老战士，完好地保存了自己1942年12月至1944年4月间所记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战斗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过程。翻阅这份难得的战史资料，能真实地感受到曲襄游击大队发展壮大的历程和战斗、学习、生活的场景，那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战例，似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在眼前徐徐上演。

　　1943年4月，游击队侦知，每当邓庄逢集，安李、陶寺炮楼的日伪军必出巢前往。掌握了敌人这一规律后，游击队决定在陶寺与邓庄之间的小梁河组织一次伏击战。

　　小梁河实为小梁沟，东西走向，河槽宽百余米，沟两边地势较高，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射击，是设伏的好地方。

　　4月8日，游击队在龙王庙进行了战斗部署和战前动员，在姚登山的带领下，连夜下山，于9日拂晓分别进入阵地。指挥所设在沟北一个破庙里，一中队埋伏在指挥所西侧，二中队在指挥所东侧，太岳军区二分区54团10营三连埋伏在王云村西高地，并派出一个班警戒赵曲、邓庄、段村之敌，商定以鸣枪为号。

　　上午9时许，100多名日伪军按预期撞入我口袋。前面由伪军开路，10余名日军走在中间，后边又是伪军，敌酋相马明治郎中尉穿着长筒皮靴，骑着高头大马，腰挂指挥刀，耀武扬威地走在日军中间。当敌人走下小梁河南坡，走到河槽中间地带时，姚登山向队伍传令，放过前边伪军，专打中间的日军。鬼子刚进入伏击圈，只听一声清脆枪响，步枪、机枪一起射向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遭到突然袭击的日伪军乱做一团，四处逃窜。相马队长一边八嘎呀噜地嚎叫，一边气急败坏地指挥还击，游击队及军分区战士两边夹击，勇猛冲杀，战士杨天才一枪把相马打下马来，另一战士迅速上前用刺刀在其屁股上刺了几刀，相马佯死，骗过游击队员而逃匿。在赵曲来援之敌到达前，战斗结束，游击队迅速撤离。

　　这场战斗，打死3名日军，1名伪军，打伤日伪军10余名，俘虏伪军2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10余支，战马一匹，指挥刀1把，弹药一批。我仅有一名战士轻伤。

　　小梁河伏击战，是游击队成立以来，一次空前成功、影响很大的战斗。直到今日，当地人们提起这次战斗时，仍然津津乐道。

　　接下来几个月里，游击队士气大振，主动出击，先后又组织了几次伏击战和袭击战，对东峰顶、段村等据点和“扫荡”根据地的敌人进行打击。7月5日，游击队一部与五十四团一部组成一个分队，由一中队指导员杜甫带领，在平顶山下设伏，对东峰顶据点到段村取给养的敌人1个班给予打击，打死打伤敌人8名，我亦阵亡2人。8月初，姚登山带领游击队30多名战士，在东侯村外的庙里设伏，全歼段村据点外出的6名敌人，无一漏网。9月22日，游击大队二中队与五十四团一部又在陈庄附近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毙伤，俘敌8名，缴获步枪3支，截获敌粮几大车，我无一伤亡。

　　为了配合根据地军民反“扫荡”，10月7日深夜，游击队与五十四团三连趁张礼车站敌人防守力量薄弱，奇袭张礼之敌。在内线的策应下，先解决了敌人的哨兵，接着冲进去与敌人展开博斗，打死打伤日伪军10多人，缴获武器、弹药和物资一批，我只轻伤数人。这次对敌占区腹地据点的奇袭，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25日夜，游击队又组织了一个精干小分队在内线配合下，乘夜袭入安李敌据点，缴获了一批物资后撤出。这两次攻势，逼已集中扫荡太岳根据地的敌人调回一部分兵力来增加防守。

　　在日军设置的格子网里，东峰顶、龙王庙和塔儿山主峰据点，犹如三颗钉子，插在我山上根据地中间，卡住了我曲襄县与太岳后方根据地的通道。游击队和周围群众便采取各种打击和围困的方法，逼敌撤离。

龙王庙据点的敌人，被游击队神枪手孙金仓带着游击小组，在南凹山头隔沟连打3枪，射杀1名日军哨兵，日军心惊肉跳，在围困不久后就悄悄逃跑了。东峰顶的日伪军，被游击队在平顶山下伏击后，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士气低落，也被逼放弃了。塔儿山主峰上的据点，由于群众不给它送水送粮，敌人喝不上水，吃不上饭，互相埋怨，陷入绝境，不得不撤走了。在不到1年时间内，拔掉了三颗钉子，我山上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游击队神出鬼没，几仗下来，声威大震，特别是姚登山，多次率部与日伪及土匪作战，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在汾东威名远扬，日伪军称他为“姚神仙”。

1985年9月，离休前在外交战线工作的姚登山，回到久别的老家，参加襄汾县党史工作座谈会，住在县招待所里，闻讯赶来看望“姚政委”的老游击队员、老党员和老干部络绎不绝，许多襄东地区的群众也纷纷前来，一睹当年“塔儿山游击队”队长的风采。一个多星期里，招待所院内，每天人声鼎沸，人群像走马灯似的来往。

　　随着抗战胜利的日益临近，阎锡山积极密谋向共产党和八路军抢夺胜利果实。1944年1月，由第二战区总参议杨澄源、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率阎军万余人，经日军指定的襄陵桥和史村桥再次东渡汾河，实施其所谓“开展汾东，收复失地”的计划。

　　塔儿山地区被阎军占领，曲襄县党政军除留少数人坚持地下斗争外，撤往太岳根据地。游击大队在完成了掩护党政群机关的安全转移任务后，便配合主力，参加了保卫后方根据地的多次战斗，取得了很多胜利，但也受到不少损失。

　　阎军二次东渡后，在周家庄设立了汾东办事处，下辖国民兵团和爱乡团两支阎顽武装，恢复了编村统治，大肆抓捕共产党员，残杀抗日军民，向各村逼粮逼款。襄东大地，一时间又寒流滚滚，妖魔乱舞。

　　在严酷险恶的环境中，曲襄县和县政府仍然在领导着全县的抗日工作。二区区委书记郭平留在襄东负责地下工作，许多党员打入了日伪和阎顽内部，坚持敌后斗争，设法掌握武装，获取情报，配合我军作战。县委会驻在浮山县蚕桑河村，定期召集地下坚持斗争的干部汇报和研究工作。

　　曲襄县抗日游击大队驻在洪洞县东山、一边学习训练，一边不时返回襄东打击敌人。

　　洪洞县距曲襄县100余里，游击队经常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绕过敌人的碉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一夜急行军，敌后奔袭敌人。有时去几个班，有时去1个中队，有时全体出动，时而袭击敌人碉堡，时而打敌人的抢粮队，时而打阎顽的汾东办事处和爱乡团、国民兵团。兴光村袭击日伪抢粮队、处决邓庄日伪便衣队长王殿侯、新民村截击阎军运输大队、奇袭国民兵团南凹驻军和三打周家庄等，都是有名的奇袭战例，对日伪和阎顽以很大的打击和震慑。

襄陵独立团诞生，踏上新征程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曲襄游击大队在姚登山的率领下，由太岳区返回襄东，阻击阎军东进。同月，曲襄县委与汾城县委合并为曲襄汾县委，姚登山任县委书记。

　　11月，解放襄东的战斗打响。4天收复6个敌据点，襄东人民得到解放，塔儿山一带成为巩固的解放区。

　　12月，曲襄汾游击大队奉命开赴浮山县梁家河，改编为太岳二分区警卫五团一营三连。

　　1946年4月，曲襄汾县撤消，恢复襄陵县建制。6月，因阎军袭扰塔儿山解放区，战斗频繁，上级决定在襄东重建一支人民武装——襄陵县保安大队。经批准，已晋级为主力部队的原曲襄汾游击大队孙金仓、张铁钧、周兆荣等12人返回，成为保安大队的建队骨干。县保安大队100余人，下辖1个中队，3个排。县长梁仰云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姚登山兼任政委。

　　1947年9月，根据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的决定，以襄陵保安大队为骨干和基础，同县武工队、公安队和新参军的老区民兵及翻身农民组建了襄陵独立团，指战员1000余人，在塔儿山区的安李村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姚登山任团长兼政委。10月，襄陵独立团奉命改编为太岳军区十九分区四十五团，1949年4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一八五师五五四团。

　　这支部队组建后，即踏上了艰苦卓绝的战斗道路。在姚登山同志的带领下，先后参加了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扶眉战役、西北剿匪，川贵平叛等战役。1951年7月，一部分官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全团参加大小战斗49次，毙敌1602名，俘敌7729名，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取得了辉煌战绩，同时有448名指战员为国捐躯，7名同志荣立大功或特等功。王立学、崔生子作为英模代表于1957年10月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团集体被各级授予“发展壮大，越战越强”、“机动敏捷”、“为民除害，名扬川西”、“历尽艰苦，穷追到底”、“一员顶三员，功在黔东南”、“剿匪模范”、“万难莫挡”等锦旗多面，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了赫赫战功。

　　1953年8月，554团经中央军委批准改编为工程兵10团，划为沈阳军区工程兵部，开赴辽东半岛。1960年1月8日，雷锋入伍到工程兵10团，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作者：高建录 山西省襄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