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色电影的璀璨星河中，有一部独特之作——《我们夫妇之间》值得细细品味。这部电影以两性间的“阶级冲突”为切入点，展现出别具一格的故事魅力。影片聚焦于一对夫妇，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差异逐渐演变成“阶级冲突”。它不只是简单的夫妻情感故事，更映射出当时社会的深刻变革与矛盾。通过对这对夫妇关系的刻画，观众能感受到时代浪潮对个人生活的冲击，以及人们在冲突与和解中不断成长的历程。
文/孙海帆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人的婚姻大抵是从“父母之命，媒妁之约”“门当户对”向“婚姻自主”“自由恋爱”的方向变化和发展的。尤其是在1949年前共产党在各地的根据地，尽管对婚姻适龄青年在政治、资历和自身条件上有各种严格的限制，但总体还是按照“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原则，让符合条件的青年男女结成“革命伴侣”，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让许多出身背景差距较大的人共同组建了家庭，因为此也必然会带来一些矛盾和冲突，于1951年拍摄的影片《我们夫妇之间》说的就是这样一对夫妻的问题。
影片海报
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昆仑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根据萧也牧所著新中国第一部同名“城市小说”改编，由郑君里导演，赵丹、蒋天流、吴茵等主演。
影片的故事为：在山东解放区，贫农出身的童养媳、支前劳动模范张英，和来自大上海的知识分子干部李克，在革命环境中由恋爱而结婚，婚后感情日深。
不久，他们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他们被调入上海，李克被分配在棉纺公司，张英在基层纱厂工作。
自幼在农村长大的张英，一下子难以适应大都市的生活环境。但重返旧地的李克，却处处感到亲切自然。为此，夫妇间的感情出现了障碍。
一天，张英在舞场门口目睹一个要饭女孩小娟受到舞厅老板的欺侮，便上前抱打不平，并收留了小娟，对此，李克持有异议。
接着，张英又擅自将李克的稿费捐献给遭灾的家乡，使李克尤为不满。
于是，他们俩互相指责，各不相让，导致分居。后来，在老领导秦丰的批评教育下，两人开始有了认识。此时，因纱厂失窃，小娟蒙受冤屈而出走。李克与张英在寻找小娟的过程中，又言归于好。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夫妇之间》延续了昆仑影业一贯的以城市和市民为主体的制片风格，这也是拍摄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的郑君里导演最为得心应手的题材和解放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但是，很显然昆仑影业和郑君里包括主演赵丹等人都还没有意识到当时正在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严厉性以及对今后影片创作带来的影响，因此，昆仑影业“重蹈覆辙”，在《武训传》被批判和禁映的同时，《我们夫妇之间》再遭同样命运。
其实，在影片拍摄制作的同时，萧也牧的同名小说已经“被批”，这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部被批判的小说，批判文章指出小说的主要问题是“歪曲革命知识分子”“丑化工农干部”等等，一时间这篇发表时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具有“文学即人学”特点的小说受到全国讨伐，为此，小说作者萧也牧在《文艺报》上作了公开检讨《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同年，郑君里导演也写了《我必须痛切改造自己》的文章，算是给《我们夫妇之间》的小说及电影的大批判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其实，单从创作上而言，《我们夫妇之间》有不同背景之间的夫妇的相爱、差异表达和有限的“阶级冲突”是具有相当的电影性和戏剧性的，而且最后在本着“家庭和谐”“互相理解”的原则两人求同存异，不但化解了冲突，也让两人心灵更加靠近和相亲相爱，完全符合一部温情和浪漫的家庭轻喜剧的规定和要求，况且它也用一种“接地气”的手法表达了新中国给人们带来的和平、祥和和友好的生活气氛，但是，这部探讨那个时代新型家庭关系的影片，却被上升到“究竟是无产阶级改造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改造无产阶级”的政治问题来看待，于是，它被打入冷宫达半个世纪之久也就不奇怪了。2011年，上海电影节为纪念郑君里诞辰100周年，首次公映了经修复的《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生于1918年，是浙江湖州人，中学毕业在上海当过一段工人之后，在20岁时即赴晋察冀边区参加了抗日，主要从事报纸编辑、剧社表演和宣传干事等工作。1949年后，萧也牧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任编辑部副主任，分管传记文学组，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编辑了不少影响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丛书、杂志、小说，如《红旗飘飘》、《红旗谱》、《白洋淀纪事》等。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萧也牧长期坚持文学创作，其中短篇小说创作成果颇丰，但是，因为《我们夫妇之间》的遭遇，萧也牧放弃了文学创作，专做编辑，不过，还是因为这部小说，萧也牧的人生境遇每况愈下，现实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跟着在之后的运动中也没有一次得以幸免，最后，才华横溢的作家、编辑萧也牧在1970年10月死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年仅52岁。
萧也牧（1918-1970）
下一期，介绍新中国第一部“改造妓女”的影片《姐姐妹妹站起来》。
（本文根据相关资料整理编写，图片来自网络，若有异议告知我们即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