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司法体系的核心与最高层级，在美国政治与法律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拥有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其裁决具有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力。

从历史维度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自成立以来，历经了无数重大案件的审理，每一个判决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社会、政治和法律走向。它独立于立法和行政部门，通过司法审查权，监督着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在当代，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议题，如堕胎权、同性婚姻等，联邦最高法院的立场和判决都会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难产，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和 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政治前途竟然系于佛罗里达州的 区区几百张选票！为此，双方打得不可开交，还好不是 在白宫门前舞枪弄棒，而是在法院上唇枪舌剑。双方几经过招，最后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后者一锤定 音，解决了长达36天的总统难产危机。

由非民选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来解决选票统计的纷争，进而决定了总统宝座的归属，这多少是美国民主的 尴尬。不过，在嘲笑美国民主制度“不民主”的同时， 人们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美国法治的完善和对法院权 威的尊重。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一票之差作出了不利于戈尔的判决后，戈尔优雅地承认失败：“我虽然很难同意最高法院的决定，但是我接受它。我接受 这一判决的最终权威，……为了我们民族的团结和我 们民主的力量，我拱手让步。”

一对远在大洋彼岸隔岸观火、欣赏美国大选悲喜剧的中国读者来说，印象最深的可能不是布什和戈尔 的较劲，而是最终由最高法院来定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平时不显山露水的美国最高法院也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我们 可能无法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和权威。美国法院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权力？它何以能够获得被万民景仰、连总统都得让它三分的权威？它又以什么形式来 展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威？

的确，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中，似乎还没有哪个 国家的司法部门拥有美国最高法院那样的权力和权威。这一权力来自它对美国根本大法——宪法的“话语霸权”，它是美国宪法的最权威和终极的解释者，它的权威来自它的基本公正、来自它基本不受政府更替和舆论变迁的我行我素。20世纪美国知名政治家、著名大法官查尔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在 1907年的一次演说中曾感慨到：“我们生活在宪法之 下，但这个宪法是什么意思却是法官们说了算。”说这番话时他是纽约州州长，后来，他破天荒地两度出任最 高法院法官（1910—1916任大法官，1930—1941 任首席大法官），更是亲自体会到了这句话的份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建国之初最高法院并不 是非常有力的机构,大法官也不是一个令人仰慕的位 置,因为美国宪法第三条对最高法院权限的规定非常 笼统,只有短短的三款,远不及立法（第一条）和行政 （第二条）那样详尽。它既没有明确规定联邦最高法院 高于各州的法院,也没有明确指出最高法院对国会立 法的司法审查权。

而且,从出生日期来看最高法院的也是其他两个政府部门的小弟弟：国会老大,众议院和参议院是分别 在1789年4月1日和6日成立的；总统老二,华盛顿在4月30日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该年9月 24日,华盛顿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1789年司法 条例》,建立起美国最早的联邦司法体系,即由6位大法官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以及由大法官兼任法官的3 个巡回法院和13个地方法院。次年2月2日,在纽约

因此可以说，在美国立宪建国之初最高法院无足 轻重。它甚至连个像样的、单独的办公楼都没有。19世 纪初，美国建立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时，国会根本没有考 虑单独给最高法院盖个办公楼，只是说在国会大厦的 一楼给它留一间“只需家具”的房间。当时有人这样描 绘了最高法院的窘境：“一个陌生人在国会大厦黑暗的 通道上转上一个星期，恐怕也无法找到这个管理着美 利坚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偏僻角落”。

最高法院办公地点的窘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美国建国之初司法部门的软弱。但是，最高法院的大 法官们决不满足甘当老三的地位，在能干的第四任首 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 1801 — 1935任职）的领导下，最高法院终于争取到了司法审 查权这一撒手锏，并通过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判决赢得 了民众和其他政府部门对它一定的尊重和服从，终于 确立并巩固了司法部门在美国政府三足鼎立框架中一 足的地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办公大厦二在美国宪政中，最 高法院最重要的责任是裁决涉及宪法解释问题的案件，判定某项法律或政府行动是否违宪。这一被称为司 法审查的权力使最高法院能够否决联邦或州的法律， 如果这些法律在最高法院看来是与宪法相冲突的话。 在过去的200年里，最高法院一共判定大约140项 国会立法违宪。通过运用这一强大的司法审查，最高法 院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民 众与政府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间争议 的仲裁者和国家许多最重要问题的终极权威。

不过，在司法审查权这一问题上联邦法院的权力 仍然受到间接的约束，美国宪法中的制衡原则依然有 效。联邦政府的其他两部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监督联 邦法院的这一撒手锏：第一，总统对联邦法官的任命 权，再加上参议院的确认权；第二，像对其他联邦官员 一样，国会可以对联邦法官行使弹劾与罢免权。

2005年9月29日约翰•罗伯茨在白宫东厅 宣誓就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17任首席大法官对联 邦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另一种制衡来自于其内部。首先 是美国最高法院对下级联邦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的 权力，因为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级联邦法院都可以行使 司法审查权。其次是法官们对司法权力的自我约束。 著名的开明派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 1916 － 1939年任职）曾有句名言：“我们要做的最 重要的事情是无所作为”。另外，最高法院虽然是美国 三个政府部门中唯一一个非民选的机构，但其断案原 则却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很显然，有多人组成 （1860年代后固定在9人）的最高法院本身就存在 着不同司法观念和党派立场的制约与平衡。最后还需 要指出的是社会舆论的无形制约。来自学术界和法律 界对法官判决的经常性尖锐批评以及大众媒体的普遍 报导，也多多少少限制了法官权力的运用。

今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更多地把最高法院的 作用看作是边境巡警或体育比赛的巡边员。它紧盯着 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各级政 府和个人之间的边界，力求不偏不倚，追求公正无私， 以保证美国宪法确定的制约和平衡的构架能够按宪法 制定者们所希望的那样正常运作。

就具体职责而言，最高法院是美国联邦政府三权 分立政治架构中司法部门的最高权威。最高法院有一 定的初审权（如涉及外交使节的案子），但它更多的是 审理对下级联邦法院和各州最高法院判决的上诉案 件，主要是解决涉及宪法和联邦法律的那些纠纷。作为 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威，它的裁决是最终的决定，其他政 府部门（立法和行政）都无法改变它的判决。当然，也存 在着改变最高法院判决的合法途径，但非常艰难，可谓 难于上青天：一是最高法院在后来类似判决中修改或 推翻了前面的判决——显然，要最高法院自认其错绝 非易事；二是通过宪法修正案来否定最高法院的判决， 但这要经历极为困难的宪法程序。由于一项美国宪法 修正案的通过需要繁琐的程序（美国宪法规定，任何一 项宪法修正案只有经过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全国四分之三的州在规定的时间内批准方才有效），在 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上，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推翻 最高法院的判决只出现过4次。它们分别是：1798年 的第11条修正案，推翻了1793年一项允许个人在联 邦法院控告州的判决；1868年的第14条修正案，推 翻了1857年斯科特案中黑人不是美国公民的判决； 1913年的第16条修正案，推翻了1895年一项禁止 征收联邦所得税的判决；1971年的第26条修正案， 部份地推翻了1970年一项国会无权给予18至20 岁公民在州选举中选举权的判决。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作为执法部门的行政当局 可能非常不满最高法院的判决，但又没有必要或者没 有办法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推翻它，偶然也会出 现有法不依的现象，行政部门会对法院判决不理不睬。 比如，1830年代初，马歇尔曾经两次在印地安人和美 国南方佐治亚州纠纷的案件中裁定联邦政府有责任保 护利益受到损害的印地安人部落。可是，不仅佐治亚抵 制最高法院的判决，而且作为政府首脑的安德鲁•杰克 逊总统（AndrewJackson, 1829-1837 任职）也拒 绝采取执法行动，他甚至嘲笑说：“那好，既然马歇尔作 出了他的决定，现在就让他自个儿去执行！”另外一个 特例是1935年罗斯福推行新政时，在最高法院一再 裁定其新政立法违宪的情况下，他以改组最高法院相 威胁，迫使它的个别成员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美国联邦制的特性决定了最高法院只能对联邦法 院行使全权，但却无权管辖州法院系统，也不能越俎代 庖解释州宪法和州法。不过，最高法院对各类上诉案件 的判决对其他政府部门和各级法院均有约束力，它在 判决中对宪法和联邦法律的解释同样适用于联邦法院 和州法院系统。因此，最高法院还是能够间接地约束和 影响州法院系统的司法活动的。

夜色中的美国最高法院正门三美国最高法院追求 公正，标榜无私，也的确给世人留下了公正无私的印 象，连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正式头衔都是用Justice (公 正)，而非通常用的Judge (法官)。不过，仔细研读最 高法院大法官断案的历史，就会发现不公正也像恶魔 一样缠绕着它，毕竟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非圣贤，孰能 无过？杰克逊大法官(Robert H. Jackson，1941 — 1954年任职)有句名言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我们不 是因为没有错误而成为终极权威，我们只是因为终极 权威而没有错误。”判决黑人不是美国公民的斯科特案 (1857)、裁决种族隔离合法并确定“隔离但平等”原 则的普莱西案(1896)、认可联邦政府无理拘留日裔 美国人的是松案(1944)可以说是最高法院最差劲判决的典型。

最高法院同样也追求政治中立，强调不偏不倚，但 事实上这也很难完全做到。且不说总统的提名和参议 院的批准过程强烈的党派色彩必然会影响到出任大法 官的人选，就是政治思潮的变迁、社会舆论的转向都会 对大法官产生间接的影响。3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对 新政立法前后判若两人的立场变化、1950 － 60年 代沃伦法院(Warren Court, 1953 — 1969)对民 权和刑事被告权利案件的敏感都是明证。（美国最高 法院大法官终身任职，没有届数，因此人们通常以首席 大法官的名字来冠名历届最高法院。自1789年建立 至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共有16位首席大法官，包 括他们在内的大法官全部人数是108位。大法官的 权力平等，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首席大法官只起 召集作用，因此宪政学者认为他只是“平起平坐诸位 中的第一人”。）著名大法官奥利弗•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1902 － 1932年任职）的名 言“法律包含了思想交锋中获胜一方的信念”再好不过 地说明了社会环境与法院判决的关系。不过，这一关系 与政客们笼络和讨好其选民的作法不可同日而语。用 现任开明派女大法官鲁思•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 1993年起任职）的话说，法院不应该让自 己关注于某一天的“天气”（weather），但应该留意特 定时代的“气候”（climate）。

最高法院留意这种“气候”的表现之一，是利用它 选择案件的权力来决定受理或不受理哪一类的案件。 最高法院奉行“不告不受理”的原则，从不主动出击， 甚至只要有可能，最高法院总是试图回避作出决定。因 此，从表面上看最高法院非常被动和消极，但是，受不 受理上诉案件、受理什么样的上诉案件却全是大法官 们说了算，而且他们几乎从不解释受理的原因。可以这 样说，这一受理决定权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一样是大法 官们最重要的作用。目前，每年都有7 000个左右的案 件递上来，但最后只有100个左右案件被最高法院所接受，也就是说，在这些上诉案件中只有七十分之一的 受理可能性。所以，这里的学问可就大了，特别是一些 大法官想有所作为时。比如，20世纪初大法官频繁受 理有关契约自由和产权的案子来保护自由放任的资本 主义，而1950 － 60年代的沃伦法院则对刑事被告 的权利情有独钟，推动举国上下对公众自由和公民权 利的保护。

不过，最高法院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接案子，至少需 要4名大法官同意才可以下调卷令。受理案件的根据 大体上有两个标准：首先是一致性原则。大法官要看一 下上诉的案件与全国其他地方类似的案件是否有同样 的结果，如果不一致，他们就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受理， 以便通过判决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解决以后这类纠 纷。第二是诉讼的司法性（可以由法院裁决）原则，这里 就有一定的主观性。如果某个诉讼涉及下级法院判定 一项联邦法律违宪无效，最高法院肯定会受理上诉。但 其他一些涉及宪法权利的案子，尽管社会上极为关注， 但最高法院可能以“不可裁判的争端”为由不予理睬。 例如，美国国内枪支泛滥成灾，管制问题日益突出，限 制与反限制两派吵得不可开交，但就是对这一涉及美 国宪法第2条修正案的持枪权问题，最高法院一再回 避，1939年后再没有接过任何这类案子。1990年代， 有好几个质疑国防部对待军中同性恋政策的案子最高 法院也一概不理。

美国最高法院前的正义女神塑像五就是这样，最 高法院通过它的判决影响着美国国家政治和社会生 活。一旦决定作出，这些决定不仅对现实而且也会对未 来产生影响，它们所确立的原则和标准将直接影响美 国联邦和各州法院系统以后的判决。就像布什和戈尔 的选票诉讼大战一样，最高法院的每个决定以及它所 想要解决的纠纷都讲述着一个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 折射出美国人民的光荣与梦想、苦难与希望、失败与成 功，每一个故事都讲述着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主 题、基本事实和主导的法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