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是历史长河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旅行”与“革命”成为这一年交织的主题。从“旅行”角度看，当时交通虽有局限，但人们为了探索未知、拓展视野，踏上旅途。旅行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得以交流，新思想在旅途中传播。而“革命”更是1789年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社会阶层矛盾激化，民众渴望变革。革命的烽火点燃了人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打破了旧有的封建秩序。“旅行”与“革命”看似不同方向，实则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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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行写作中可以发现，起初旅行者对革命是茫然的，属于被动地接受革命带来的影响。1789年7月19日，在全然不知大革命会在以后引起怎样的波澜和有着怎样重要意义的情况下，英国一名“匿名的”旅行者到达了法国的诺曼底，进行为期六天的旅行。
一路上虽然听闻了攻占巴士底狱，巴黎总督尔蒂埃被砍头，国王与地方的妥协的消息，却没有引起他的格外注意，只是轻松地将其一笔带过；
作者带着“陌生人不感兴趣的好奇”聆听、观看着这场陌生的革命。但是显然，他并没有因为不格外关注这次政治的变化而轻松多少，小册子的描述中零碎地穿插着无序的生活片段和偶尔的暴力事件，在坐下吃饭之前，他看到一个人因诋毁第三等级被暴徒抓到监狱，“三个人抓住他的头发，拖着他”；
作者耻于戴帽徽，却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不得不佩戴；一边花大量的精力游览景点，一边却要受到格蕾丝、卡昂和瑟堡等地民众骚乱的影响，而被剥夺大量的时间或随时改变行程。作者埋怨到“我们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而注意力又是如此的分散……”
革命使英国人不能像往常一样执行在法国对名胜古迹访问与学习的行程，繁琐的革命事件影响下，作者的耐心耗尽了。
但是作者依然表达了对革命盲目乐观，在碰到追求自由的法国人时，说他们“是刚到法国的英国人，所有英国人都喜欢自由。”并进一步表明“虽然无法判断在法国看到的不愉快的骚乱，但非常支持他们，并且毫不怀疑他们即将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希望他们在其中取得成功。”1789年，大革命扰乱了传统大陆旅行的秩序与节奏。
在急剧变化的时刻，《诺曼底》作者的无奈、埋怨、盲目乐观是一个人偶遇突发的重大事件时，在传统日常生活与新政治事件之间的分裂感，明明不熟悉革命，精力却不断地被其分散和消耗。
革命之下，斯温伯恩夫人见证了革命爆发后，“所有的剧院都关闭了，士兵和平民挤满了街道，人们在栅栏上放了火，架起大炮，敲起了警钟，”离开法国的路上，她差点被一大群人当作奥尔良公爵的情妇袭击。在信中提到海上的暴风雨比起“刚才逃过的人类暴力的急流，威胁要小得多。”
而另一位革命的见证者埃利奥特，真正的法国奥尔良公爵的情妇。13日晚上，在去珠宝店的路上，几个法国卫兵拿着普隆先生的头插进了她的马车，她“尖叫着昏过去了”；隔天，“法国卫兵和所有攻占巴士底狱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用火把把尸体、头和四肢拖到街上。”
在“暴民”对贵族的袭击中，她几次历险逃跑，浑身受伤。对于她来说国王是善良、隐忍、虔诚的人，而掀起革命的是一帮恐怖革命分子，革命“从一开始革命就是暴民和暴力……”
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影响下，情感取代以往政治—历史的研究范式下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对英国反应的直接、单一的影响。
1789年的旅行文本记录了亲历革命的旅行者在革命初期时的观点，流露了他们面对大革命时兴奋、激动、恐惧等多样化的情感世界，成为了政治情景与文本解读的缓冲区，表达了对革命更多元的情感和认识。
革命导致的复杂矛盾情感在里格比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诺曼底》的作者和两位女性埋怨革命的发生，而爱德华·里格比在欢欣、恐惧与同情间饱受折磨。
7月3日，法国的麻烦并没有阻止里格比等人前往法国，他们于加莱登陆法国。14日午后，当他从周边的短途旅行回到巴黎以后，听说巴士底狱陷落了，“发现有大量的人正朝着皇宫的方向移动……这群人正沉浸在歇斯底里的喜悦中，‘喊叫、尖叫、跳跃、拥抱、欢笑和泪水’一切都表明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也随着人群走动到巴士底狱广场上，被周边的法国人当作自由人和兄弟热情拥抱，他写道：“我的感觉从来没有如此真实，令人愉快。”
但是紧接着，他就看到巴士底狱前一个暴徒举起了挂着“两个带血的人头的长矛，”震惊、厌恶、恐惧，他和朋友们决定立即回到宾馆。当晚，里格比听到枪声不断，他的思绪不断地飘回英国。
他认为自己已经被所经历的一切弄得精神错乱，然而当他“一看到那些囚犯，想到他们所受的苦难，就深受感动，还是哭了起来。”后来，他去办理护照时，经过停尸房，又看到那些翻看最近战斗中牺牲的亲人尸体的人，他们的尖叫声使他的心情更加痛苦。”
皮特·基西尔也研究了1789年英国的主要报纸，认为1789年那一代人“用他们的英国历史观来为英吉利海峡对岸发生的事件辩护。它有时有所帮助，但往往妨碍人们对法国事态发展的了解。”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并没有战胜他在革命初期的热情。19世纪初，里格比的女儿出版这本小册子时总结到他的父亲的观察虽然有时是肤浅的，但是“他写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对所有与自由和幸福，或与人类的压迫和苦难有关的主题的热情表达……”
相比之下，1789年，旅行视野的缺少使得英国对革命的认识处于普遍的高涨的情绪，“隔岸观火”的英国政界对大革命还处于单一的乐观情绪之中，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一书中，作者搜集了十一位英国人在革命发生之初对革命发表的评论，全部同情、支持革命。
与情感层面的描述相比，约翰•伯格在《观看的方法》中提到“视觉不仅是眼睛和大脑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是相互联系的。我们总是在观察事情和我们自己之间的关系。”阿瑟·杨和格鲁吉亚在旅行写作中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更为理性、深入地观察和探讨，他们的旅行写作表明他们对革命的观察与认识是个人政治观的投射。
革命景观挑战、重新塑造着他们的政治观点，而旅行者也总是用自己的经验，在“事情和自己之间的关系”中描述、认知革命。
1789年，在法国所有的旅行写作中，最著名的就是农业学家阿瑟•杨的小册子《法国和意大利之旅：1787，1788和1789年》。在法国旅行之前，阿瑟·杨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严厉又苛刻”的农业学家，熟悉政治事务、严谨的科学知识与系统的实践考察能力，都为他可以更好地洞察法国政治变化提供了条件。
1787、1788年，阿瑟·杨在小册子中主要记述了法国的道路、客栈、饮食、民族性格以及最关心的农业情况，而1789年6月，当他再回到巴黎时，他没有像《诺曼底》匿名作者一样纠结自身的任务和革命的影响，而是更清楚时局的变化，认识到“在这个紧要关头，除了挨家挨户打听消息外，评论最新的流行趋势和观点，不可能有别的工作。”
他记录了巴黎浓厚的政治氛围，“人们因为正在召开的全国大会而骚动不安；争相购买传播自由、攻击教士和贵族的小册子；把皇宫里的咖啡屋挤得水泄不通，进不去的人就在门窗前等着，听某个演说家滔滔不绝地讲话……然后里面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杨在小册子中的描述总会给历史学家留下深刻的印象。7月12日，当他爬一座小山时，碰到了一个法国女人，他形容道，在不远的地方，她“可能会被认为是六七十岁，因为她的身材是那样的佝偻，脸是那样的褶皱和粗糙，但她说她只有二十八岁。”
阿瑟·杨强调一个没有出过国的英国人是想象不出法国绝大多数妇女的身材的，而这样的描述成为众多著作中说明革命前夕法国农民饱受压迫和辛苦劳作场景的重要材料。在法国的四处游历与见识让杨在革命的事务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然而回到小册子本身，其政治先见对他旅行的观察和预判起着重要的作用。
18世纪末，妥协的精神、宪法的传统让英国的政治更加稳定，英国人也有着比法国更为民主和完善的政治知识，相比于法国人高谈阔论、慷慨激昂的演讲，阿瑟·杨能更敏锐地注意到其中“普遍的问题”。“人们普遍不了解政府的原则；对理想的、幻想的自然权利有一种奇怪的、不可解释的迷恋；另一方面，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能让人民将来的境况比现在好得多的计划。”
而当国王、贵族和神职人员做出了让步，阿瑟•杨以为法国革命就像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会在妥协中结束，所以6月27日便离开了巴黎。直到七月中旬，抵达斯特拉斯堡后，他才听说了巴士底狱陷落的消息。
总的来说，阿瑟·杨用自己的政治经验解释着革命。虽然无法认同其他任何一种观点，但是面对法国普通人民的遭遇、政府的腐败，直到旅行结束的时候，他也认为法国即将建立起的是一个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类似的制度，“国王自己已经成为了革命的一员”，没有再发生暴力情形的必要。
同时，作为一名农业学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杨看来是法国调整结构性经济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土地分配、租赁、农产品、税收各项制度的完善与进步，一种新的农业是阿瑟·杨支持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旅行的过程中，旅行视野和固有的心理结构不断相互影响。另一位出身显贵、窈窕出众的德文郡公爵夫人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表达了对法国局势更清晰的认识。在妇女参政还遥不可及的年代，格鲁吉亚（德文郡公爵夫人）已经开始积极参政，支持辉格党人，主张议会的改革和限制君主的权力。1784年当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与威廉·皮特（WilliamPitt）的竞选时，她还一度走上街头与平民面对面去帮助福克斯拉票。
1789年，德文郡夫人暂避于法国，而革命的一手经验改变了她对“改革”的态度。在巴黎，她和埃利奥特一样，亲眼目睹凡尔赛的混乱和街上的暴力，“无套裤汉在皇宫尖叫，卫兵拒绝行动，一群年轻人‘疯了’，倾向于在街道上对富人实施暴力。”
10月，凡尔赛宫的骚乱、“民众”的负面力量以及对皇室的威胁，让她对革命的态度变得灵活起来。在写给卡隆的信中说道：“你知道，我在法国是一个保皇党，”然而在革命精神蔓延的布鲁塞尔，她重申了辉格党原则，帮助民众对抗法院。
回到英国后，为了达到有限地改革议会的目的，格鲁吉亚继续灵活地调整着自己的立场。虽然《格鲁吉亚》传记的作者福尔曼指出，“乔治亚娜永远不会忘记暴徒不守规矩的仇恨，也不会忘记她最后一次拜访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时，人们的嘲笑可以在门外听到。”
德文郡夫人回到英国再听到谢里丹和其他人对大革命理想的宣讲时，“感到非常幼稚。”但她依然四处周旋希望能维持辉格党中伯克和福克斯意见的统一，以在保守和激进中间找到一条中间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