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拨乱反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是关键的历史转折阶段。段君毅在河南主持相关工作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彼时的河南，历经动荡后亟待恢复与发展。段君毅以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领导能力，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工作。他深入基层调研，倾听民众诉求，为纠正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奔走努力。同时，致力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积极探索适合河南发展的新路径。在他的努力下，河南逐步走出困境，各项事业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为后续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聊间。千秋功与过，留与后人谈。

段君毅照片

1998年10月，笔者和同事就河南揭批查的有关问题,到北京市委调访年已88岁高龄的段君毅。

这年春天的一场大病，导致段君毅的记忆力、思考力及语言能力极为有限。经段君毅夫人陈亚琦联系，我们又调访了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段君毅的秘书胥仕中。胥仕中是段君毅到河南工作后，从郑州铁路分局调去做秘书的，比较了解河南揭批查的情况。

关于段君毅来向南的背景，胥仕中说：

1978年10月6日，河南省委胡立教和戴苏理两同志向华国锋汇报河南的情况，他们说：粉碎“四人帮”已两年，河南的揭批查斗争进行不下去，主要是刘建勋的问题。他们在汇报中要求中央免除刘建勋在河南的职务，允许河南揭发批判刘建勋，加强河南省委的领导班子。10月8日，中央通过过了《中央领导同志对河南工作的指示传达要点》。中央肯定刘建勋在河南工作17年，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但在河南工作期间也犯有错误。刘建勋身体不好，正在治病。中央决定把刘建勋调离河南，治好病后再分配工作。派段君毅接替刘建勋的工作，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段君毅就是这样去到河南的。

段君毅与胡立教（左）

关于刘建勋的问题，胥仕中说：中央那个《传达要点》中说，刘建勋是个很老的同志，不是“四人帮”的人。但他在河南工作期间是有错误的，有些错误还是严重的。我认为中央这个处理还是正确的。

为什么粉碎“四人帮”两年，河南情况没有大的变化？河南发生的的几件大事，在全国都有影响。如：类似天安门事件的郑州二七广场、洛阳东花坛、开封事件，文赵杨问题、二七公社问题等等。“文革”结束已经两年，这些问题为什么都没有解决？原因是纪登奎在中央，刘建勋还是河南省委书记。这些大案与纪登奎、刘建勋有关系。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不容易。中央调走刘建勋，是为了河南的揭批查能进行下去。

段君毅到河南后，主要做了哪些事情？胥仕中说：

段君毅到河南后，面临的大问题：一是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再一个就是刘建勋的问题。省委争论地比较多，主要是说刘建勋在河南的错误不是孤立的，与纪登奎有很大关系，究竟是刘建勋的错误大，还是纪登奎的错误大？最后省委统一意见：刘建勋有错误，但错误不大于纪登奎。河南就是在这个基调下揭发批判刘建勋的问题的。

胥仕中说：关于河南的揭批查情况，段君毅同志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写过一篇《拨乱反正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篇稿子是段君毅自己对那一段历史的准确回忆。调访结束时，胥仕中又帮我们联系调访刘杰，请他回忆这段历史。刘杰在电话中说：“关于河南拨乱反正问题，段君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很全面、正确，我看过，完全同意。”

段君毅在《拨乱反正是一场深刻革命》一文中，对河南拨乱反正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也澄清了一些历史问题。

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从突破大案要案入手，打开拨乱反正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河南的“揭、批、查”虽然开展了两年，但河南的拨乱反正仍停滞不前，大批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工作落后于全国的步伐，人民群众很不满意。河南的拨乱反正，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具有其他地区少有的特殊性和艰巨性。

1978年10月6日，党中央听取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戴苏理关于河南问题的汇报。中央出于尽快改变河南落后状况的考虑，决定调整省委领导班子：将省委原主要负责人调离河南；我调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杰同志调任省委常务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随后，中央又相继调一批干部到河南担任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职务。

遵照中央指示，调整后的省委领导班子，10月25日召开了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期近一个月。这次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关于解决河南问题的决定和中央领导人对河南工作的指示，联系实际初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在河南的种种罪行。11月19日，我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题为《抓纲治豫，大干快上，迅速赶上全国前进的步伐》的报告，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动员全省人民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振奋精神，加强团结，做好工作。

在会议期间，省委决定对1976年清明节前后郑州、洛阳、开封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所涉及的干部和群众，在全省公开宣布平反，为河南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了局面。

在河南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后，我和胡立教、戴苏理等赴北京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历时月余。为了加快河南工作的步伐，我们一面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一面抓紧解决对河南工作产生全局性影响的几个重大问题。我向会议临时请假返回河南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并作出决定，12月1日在全省宣布了报经党中央批准的撤销1967年中央216号文件，为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河南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何洪，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省委书记赵文甫等彻底平反。1月3日，经中央批准，省委、省革委和省军区联合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为在“七·二五”大假案中被打成“保守派”的广大干部群众平反，解决了河南的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1979年1月2日，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委按照三中全会精神部署了河南“全党动员，加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任务。

这次会议在确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从河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深入“揭、批、查”又给予了充分重视，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不“一刀切”。省委在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搞好“揭、批、查”的不同时间要求：部分地区和省直多数单位可以争取在1月底，大部分地区可以争取在3月底基本告一段落，还有少数地区和部门可能需要更长一些时间。这次会议之后，在全省进一步掀起了“揭、批、查”和落实政策的热潮。

河南长期遭受“四人帮”的破坏，落实政策的任务很重。我们省委领导和许多地、市、县主要负责人都亲自抓疑难案件的处理和解决平反昭雪后的遗留问题，加速落实政策工作，推动“揭、批、查”的深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使50多万件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遭到破坏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民族、宗教等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这对于调动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真理标准讨论是拨乱反正的思想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中央倡导的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端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场大辩论。1978年11月19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的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全省广泛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促进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解放。

1979年1月2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进一步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深刻意义，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当年8月25日至27日，省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在进一步总结近一年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和经验的基础上，要求全省更加广泛地开展这场讨论，使干部和群众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道理。

9月3日和7日，省委在全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议和省直机关干部会议上，都反复强调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分析讨论的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把这场讨论不断引向深入，推广到基层群众中去。实践证明，真理标准问题在广大干部中的深入讨论和对群众的广泛教育，对于河南开展拨乱反正，全面纠正“文革”的恶果，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是拨乱反正的关键

1979年初，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后，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干部，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都亲自带领干部深入第一线，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时解决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中新出现的问题，指导工作的开展。

还记得，我带领机关干部首先到了豫北的安阳地区，先后在安阳、濮阳、范县等市、县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共同商讨如何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工作重点转移的办法。2月17日，我召开濮阳县委常委会和各公社党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党的组织如何搞好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关键是要把国民经济工作搞上去。1980年1月10日，省委召开了全省四级干部(省、地、县、乡）会议，历时24天，在总结上年工作的基础上，着重讨论和部署了工作重点转移后全力以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省委在会上明确提出，集中力量搞四化，是摆在河南各级党组织和全省人民面前最大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处理问题、部署工作，都要服从集中力量搞四化这个大局。”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和服务于四化这个中心”。

为了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省委从河南这个农业大省的实际出发，首先集中精力抓农业，满腔热情地支持农民群众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初，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提出了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办法，如定额计酬、小段包工，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边远山区也可以包干到户等。但有的干部说这是“单干”，是走“私有制”的回头路。省委坚决支持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了热情指导的态度。

1979年3月省委制定了《关于农村若干经济政策的补充规定》，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稳定了河南农村的局势，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迅速改变了河南农村的面貌，尤其贫困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兰考县是河南有名的穷县，90%的生产队是“三靠”(吃粮靠统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队。1979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仅仅两年时间，由连年吃统销粮变为向国家卖余粮，农民年平均收入增长一倍，全县拖拉机等农机具增加241台，大牲畜增加1.3万头，农民盖房子5万多间，在银行储蓄100多万元。农民群众高兴地说：承包前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承包后过上了“住瓦房，吃细粮，还有余钱存银行”的温饱日子。

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省委还抓了两件事。一是对贫困县实行统销粮、财政补贴包干。省委在一次贫困县领导干部会议上明确宣布，经省委研究决定；对贫困县实行定额包干，已经定的统销粮、财政补贴照给，但3年为期，改变吃统销粮、靠财政补贴的状况。如期达不到这个目标，县委书记“自请免职”。这个办法，对改变贫困县的面貌，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是对已经出现的乡镇企业（当时称社队企业），给予高度重视，积极支持。1979年5月，省委专门召开当时社队企业产值过亿元的巩县、密县等几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会，听取他们对社队企业的意见。会上肯定他们抓社队企业抓得好，提出：有了社队企业，就可以对农业、畜牧业产品进行加工，增加经济效益。发展社队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带有方向性的经验，要认真总结推广。

在河南，豫西、豫南山区面积很大，省委对山区给予了更多的重视。1980年6月，省里组织了几个工作组进行山区调查，我是带工作组到豫西山区的卢氏、栾川、嵩县进行调查。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召开调查汇报会，交流了几个县各自的发展经验。

7月4日，在卢氏、栾川、嵩县山区调查汇报会结束时，我对大家说：在河南工作，不把山区的工作搞好，就对不起山区人民。这次省、地、县共同组织的山区调查组，在调查中提出了不少问题，要积极地研究解决。如果河南40%的山区发展不起来，就完不成四化建设的任务。山区的发展，“第一靠政策，第二靠科学”。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搞好规划，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在政策上也要放开一些，如对农业实行承包责任制，对林业实行自由山、责任山、专业队、包上交等，只要能发展经济就是好办法，就坚持下去。此后，省里还召开了山区工作会议，制定了发展山区经济的政策。

河南的工业有一定基础，郑州、洛阳一些大企业，都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但工业经济水平在全国的重点省中不属前列。省委在抓农村经济政策的同时，不断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工业企业经济的发展。1979年11月，河南已在全省100个工业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到1980年9月“扩权”试点企业达到219个，分别企业情况实行不同政策，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79、1980年，全省工业产值的增长都在8%以上。

党的建设是巩固拨乱反正成果的保证

省委在拨乱反正中自始至终坚持不懈地抓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端正组织路线，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省委强调认真调整和健全各级领导班子，使加强党的领导从组织上落实。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采取“调、补、提”的办法进行了调整，调离那些进入领导班子的少数“派头头”，补进一些有经验、有能力、有威信的老干部，提拔一些经过考验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使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加强。到1980年2月3日，省委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绝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掌握在人民可以信赖的干部手中，要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继续按照‘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断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平。”

培养青年干部，选拔“接班人”，始终是省委一班人工作日程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省委选拔青年干部既注重革命化，又重视知识化，要求各地、市“要选一批有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到地、市委做领导工作”。“省委也要带头，使省委班子逐步做到年轻化、知识化，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还强调“选拔接班人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见诸行动”。

1980年7月，邓小平同志到湖北、河南视察，沿途向陈丕显(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胡立教和我等陪同的干部，反复讲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办好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件事，这比什么都有意义。”“要下决心，不要怕骂，老干部的责任就是提拔年轻干部。”“要提拔四十来岁的，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和三十几岁的。”小平同志还向我们指明选拔年轻干部的方法。他说：“选拔中青年干部，光靠推荐不行，要下去发现人才。”“厂长不仅可以推荐，而且可以招聘。”他在接见我们省委常委成员后还说：“你们的班子太老了，不要在老框子里选人，要吸收新的进来。”7月23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由胡立教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进一步检查总结和部署了选拔“接班人”的工作。

1980年7月段君毅陪同邓小平视察河南

正确处理“双突”(“文革”中突击提拔干部、突击发展党员）问题，关系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稳定河南的局势，是河南党的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

1978年11月19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处理“双突”问题的原则：“要根据党章的规定和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严肃认真地妥善处理。”对突击提拔的干部，结合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按照德才兼备的干部原则，符合干部条件的承认其干部身份，根据本人情况适当安排工作；不符合干部条件的，免去干部职务，并对有严重错误的进行恰当处理。对突击发展的党员，采取了“摸清情况，稳步进行”的方针，既不能消极拖延，又不要“突击”处理。

“文革”中河南发展党员56万人，其中属于突击入党的18万余名。在处理突击入党的党员过程中，省委反复强调注意政策，区别对待。经过按照发展党员条件进行区别处理，符合条件的承认党籍；本质好、尚不完全符合条件的“缓办”党籍，给争取的机会；只对极少数的人清除出党。处理结果是：承认党籍的13万人，占72.2%；清除出党的1700名，不足1%。对“双突”问题的处理，从思想上组织上纯洁了队伍，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

段君毅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回顾这一段工作，应该说省委领导河南的拨乱反正是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通过拨乱反正端正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我主持省委工作期间，拨乱反正的任务并没有做完，不少事情是我离开后继续进行的。我认为，总结河南拨乱反正的历史经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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