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一起震惊社会的案件将缉毒警杜培武卷入深渊。杜培武被认定为枪杀妻子的凶手，随后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犹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激起层层波澜。当时，警方的调查看似证据确凿，舆论也一边倒地对杜培武进行谴责。然而，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两年后，案件出现峰回路转，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来抓错人了。杜培武案不仅是一起个体的冤假错案，它也反映出司法体系在某些环节可能存在的漏洞。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司法公正、证据审查等问题的深刻反思。
1998年4月22日，云南昆明圆通北路发生一起命案。
命案现场停留了一辆面包车，车内衣衫不整的一男一女，皆被枪杀。
1999年，死者老公杜培武，一名缉毒警察，被指控为杀害二人的凶手，经法院审理后被判处死刑。
一年后，警方根据一起失踪案顺藤摸瓜，抓获一个连杀19人的犯罪集团，这伙罪犯却交代，他们才是当年杀害两人的真凶。
那么法院何以判定杜培武是凶手？杜培武身上经历了什么？
案发被捕
1998年4月20日晚，杜培武给妻子王晓湘打去电话，没有接通，越想越担心。
王晓湘是他的大学同学，也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两人感情很好，但近年因为工作原因，分居两地，聚少离多。
第二天一早，他联系妻子工作单位、岳父岳母询问妻子情况，甚至询问交通局近期是否出现涉及女性的交通事故，没有任何线索，于是报警。
到22日上午，妻子仍然杳无音信，杜培武直觉妻子可能出事了。
22日下午，警察找到他，他以为是妻子找到了，没想到他们一上来就将自己死死按住，全身上下搜身。
任凭杜培武询问缘由，那几名警察始终保持沉默。
随后，他被带到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一直静坐到下午5点，然后被交给专案组。
审讯室里，杜培武一脸茫然。
“你知道你妻子在哪里吗？”
办案人员的问题让杜培武眉头一皱，他要是知道，何必报警？杜培武摇头。
“她已经死了。”
杜培武恍惚自己刚刚是不是出现了幻听，办案人员接下来的话证明他没有。
民警在圆通北路发现命案，死者都是警察，一人是他的妻子，另一名则是他的朋友王俊波，法医检验死亡时间在20日晚8点左右。
警方怀疑人是他杀的，原因有二。
首先，他有作案动机。
现场两人衣冠不整的程度，王晓湘应该是在和王俊波偷情，杜培武作为王晓湘丈夫，报复杀人。
其次，他有作案条件。
两人所中枪伤均来自王俊波所佩戴的“77式”，现场找不到枪支，凶手应该是从王俊波手中夺枪后对着二人射击，再携枪逃离现场。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才能如此干脆利落地判断力和行动力，所以凶手要么当过警察，要么当过军人，或者是穷凶极恶的涉黑人员。
对警方给出的理由，杜培武表示他根本不知道妻子出轨，而且20日当天他一直在戒毒所办公，晚上八点回到宿舍，晚上九点出来接水还遇到同事黄建忠，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刑讯逼供
警察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将其留置。按规定留置时间不超过12小时，但杜培武足足留置了10天。
留置的10天里，专案组没有取得任何实际进展，于是将杜培武送到戒毒所变相关押。
杜培武作为嫌疑人，身上有疑点，但无直接证据，那怎么办？
6月30日上午，杜培武进行了测谎仪测试。
测谎仪通过记录分析被测人回答问题时的生理反应，如呼吸变化，心率变化等，来判断其是否说谎，测试显示杜培武在一些问题上说谎。
测谎仪测试结果只能做参考，不能作为证据。
但是，办案人员由此相信杜培武就是凶手，他不认罪，那就采取一些措施来让他认罪。
从6月30日到7月19日，杜培武遭受了一系列高强度审讯，比如开强光灯不让其睡觉。
杜培武最后无法承受心理、生理压力，承认自己杀人，并“供述”了一整套骗枪杀人的情节。
他说，他把骗来的枪丢弃在昆明银河酒家门前的垃圾桶，银河酒家距抛尸现场1公里左右。
可律师实地调查得知，银河酒家案发当时根本没有垃圾桶，警方也没有在那里找到手枪。
杜培武“招供”后，被送到昆明市第一看守所关押，他私下向押犯打听情况，了解到这里的民警不会打人。
7月28日，杜培武向驻所检察官和市检察院提交《刑讯逼供控告书》，次日，驻所检察官给杜培武验伤并拍照。
开庭审理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
检察院公诉人主张：杜培武为报复妻子王晓湘和王俊波的不正当性关系，故意杀害二人。
为了使证据有说服力，他们提供了由11名工程师级别的刑侦技术专家的勘验报告。
杜培武的律师辩驳道：
杜培武辩护人对公诉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一一辩驳。
其中较为关键是杜培武的有罪供述。
公诉人所提供的杜培武的四份有罪供述中，杜培武对同一犯罪事实表述前后不一致，相互矛盾。
诸如杀人手段、时间、地点，以及抛弃作案工具地点等关键信息，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有罪供述是不能采信的。
期间，他们要求检察院出示驻所检察官7月20日给杜培武拍下的照片，证明四份有罪公诉是在杜培武受到刑讯逼供条件下所得。
公诉人回应是“没有找到”，并表示需要休庭补充取证，于是一审宣布休庭。
1999年1月15日，本案再次开庭。
杜培武坚持要证明自己遭到严刑逼供。
当时正值冬季，他穿的衣服宽大，于是悄悄把刑讯逼供时被打烂的一件衣服藏在腰部，带进法庭。
公诉人依旧不肯提供照片时，他一把扯出衣服当众展示，“审判长，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的衣服！”
审判长让法警收起衣服，并说：“不要再纠结这些问题了。”
“我真的没有杀人！为什么不肯相信我!”
“没有杀人就拿出证据来!”
法官最后认为杜培武及其律师的申辩纯属狡辩，应予驳斥。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出于求生本能，杜培武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杜培武辩护人意见存在采纳之处，改判杜培武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9年12月8日，杜培武被送到关押重刑犯的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遭遇妻子背叛和离世、屈打成招、漫长的关押以及无力的法庭申辩，杜培武很疲劳，放弃了求生的希望，给家人留下遗书。
等待“死亡倒计时”期间，唯一让他放不下的就是儿子，等他被执行死刑后，儿子就成了孤儿。
为了给儿子留下一点生存资本，杜培武准备卖器官赚钱。
就在他思考卖掉哪些器官时，事情出现转机。
沉冤得雪
2000年4月，警方抓获一起失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此人供述出以杨天勇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杨天勇原是昆明市铁路公安分局东站派出所的民警，因为不服从单位调令被辞退。
被辞退后，杨天勇心生怨怼，走到警察和人民的对立面，纠集一批亡命之徒，形成黑社会犯罪团伙。
随着杨天勇等人先后落网，已经做出的定论“杜培武故意杀人”被完全推翻。
从1997年4月到2000年5月，以杨天勇为首的黑社会犯罪团伙总共杀害19人，其中2人就是王晓湘和王俊波。
1998年4月20日晚8点，杨天勇等三人身着警服，在昆明市圆通北路闲逛，看见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遂想打劫。
走上去敲门，发现一男一女正在苟合，便自称是缉毒警察，要他们下车接受检查。
王晓湘赶紧说：“我们也是公安局的。”
杨天勇见她不配合，用“五四”手枪对准他们，“交出武器！下车！”
王俊波没有办法，递上随身携带的“77式”手枪，准备下车。
这个时候，王晓湘坚持要先查看他们的警察证才肯下车。
这瞬间激怒杨天勇，他一把夺过“77式”手枪，迅速对准二人，一人一枪。
三人劫走两人身上的财物，关好车门，扬长而去。
杨天勇回忆当时的想法：“反正都杀过一名警察了，再杀两个也没什么区别。”
随后，警方从杨天勇住所找到王俊波配枪，一直找不到的关键物证现在就刺眼地摆在眼前。
2007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
当初涉及刑讯逼供的办案民警也被检察院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杜培武多次要求公布，但一直被检察院无视的伤痕照片，终于被作为呈堂证供。
另外，经过法医鉴定，刑讯逼供导致了杜培武脑萎缩。
结果是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队长宁兴华被判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缓刑2年。
杜培武职位和党籍恢复，获得国家赔偿2万元，只是从警察到死囚，又从死囚到民警，他的心境应该变化不小。
这是建国以来引起较大关注的冤假错案。
分析整个过程可以发现：
公安、检察院、法院，本该是一个层层监督以保障执法公正，但在杜培武一案中，这三道关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
只有吸取教训，坚持法治才能杜绝此类事件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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