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叛乱引发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探究安禄山叛乱原因，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一，权力欲望作祟。安禄山手握重兵，野心勃勃，妄图通过叛乱夺取更大权力，登上权力巅峰。其二，政治环境使然。当时唐朝政治腐败，内部矛盾尖锐，为其叛乱提供了可乘之机。其三，经济利益驱动。掌控更多经济资源能满足他及麾下势力的物质需求。其四，民族矛盾激化。边疆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与矛盾，成为其煽动叛乱的借口。多重因素交织，促使安禄山最终发动了这场影响深远的叛乱。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治乱更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是大唐王朝从如日中天的巅峰一下子跌入了谷底，并且从此犹如残阳晚照，江河日下。

唐朝末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很多人将他发动叛乱的原因归结为狼子野心，非我族类，其心必臆之类的。但更深层次的去分析，在安禄山叛乱的背后，隐藏着人性的卑劣和帝国制度的严重漏洞，概括来说，导致安禄山最终发动叛乱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唐帝国军队体制和兵力部署格局的重大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军田制随着土地买卖和兼并的日益猖獗，军田制在悄然间被逐渐瓦解，而这就致使建立在军田制基础之上的府兵制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府兵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粮响还是兵器，都需要自备。伴随着土地的流失，很多伏兵慢慢的无力再承担兵役，于是就不得不想方设法的逃避兵役，府兵制也就此日渐崩坏。在唐朝前期，近半数以上的精兵强将集中于京师长安所在，对京师以外的地区保持着居重驭轻的控制力。到了李隆基时代，为了维护前期对外扩张打下的领土和应对频繁的对外战争，他在边境屯驻重兵，并且不断的增设节度使。到天宝元年，边镇节度使已经增设到十个所有边镇的兵力，加起来将近五十二万人。而当时唐朝全国所有的军队加起来也不过才六十万人，也就是说，朝廷能直接控制的兵力只有八万人。大唐帝国的格局已经由唐朝初年的内重外轻彻底的转变为了内轻外重这种格局，再加上军人职业化，使得边镇驻兵逐渐演变成了边疆的私人势力。边镇节度使成了诸多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土皇帝，而这种状况就是安禄山造反的客观原因所在，也是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原因所在。其实在所有节度使中并不是具有安禄山有野心，即使安禄山不造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别人生出叛乱之心。

第二个原因是李隆基对安禄山的纵容。其实，李隆基并非没有觉察到安禄山的野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却仍然不断的对安禄山加以赏赐，安禄山十年时间历经平如节度使，兼任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使他从一镇军事长官成为了执掌帝国北部边境所有军队的重臣。手中兵马将近二十万人，占到了全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不仅如此，安禄山还获得了常人难以启及的政治地位，唐朝考核官员分为九个等级，李隆基给予安禄山的评定等级是上上，而在安禄山之前，上上这个等级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人。当年姚崇也不过是中李林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了个上下。现在安禄山横空出世，得到上下可谓是前无古人。不仅如此，李隆基还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成为大唐开国以来边疆凤王的第一人。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安禄山居然被小他十六岁的杨玉环认为干儿子出入皇宫如履平地，而李隆基却对此不闻不问。

第三个原因是安禄山心中本能的野心和欲望。安禄山作为边将，比身在内功的李隆基更加了解此时帝国的真实情况，在频繁往返于京城和范阳平洲的路上，安禄山亲眼目睹地方民不聊生，五倍废弃的场景，他在不断分析比较着自己手中的力量和朝廷之力的对比。最后他发现自己完全有把握实现心中的欲望，就这样，安禄山的野心一步步滋长，甚至到了李隆基都已经能够隐约觉察的地步。然而李隆基早就被声色犬马彻底的消磨了斗志，他只想靠着不断的施加恩赐来笼络安禄山，寄希望于自己的恩宠，能够感化打动他，李隆基的恩宠，安禄山不忍心也找不到理由做一个乱臣贼子，他原本计划在李隆基死后在反叛朝廷，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安禄山加快了叛乱的步伐。

安禄山叛乱的第四个原因：杨国忠的步步紧逼，终于让他提前发动了叛乱，这就是也是安史之乱的直接诱发因素。杨国忠对安禄山的打压和逼迫，杨国忠在独霸项权以后，他对安禄山的得宠非常不满，很害怕有朝一日安禄山会取他而代之。于是他不停的在李隆基面前禁言，声称安禄山有不臣之心。然而，在杨国忠和安禄山的矛盾问题上，李隆基总是倾向于安禄山，于是杨国忠决定采取最极端的方式，逼迫安禄山造反，来向李隆基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性。杨国中先是除掉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心腹极温，然后查找了安禄山在长安的私宅，并杀掉了他的门客，杨国忠就这样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终于成功的逼迫安禄山提前了他的反叛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