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道起源于山东省济宁，其创始人是路中一。清朝光绪年间，路中一在天津北塘大盐商李麟章府中做事，由于平庸无才，一直未得到重用。民国初年，路中一陷入困境，从天津返回祖籍山东，途中加入了信奉家学说的封建道门“东震堂”，后来到祖籍济宁县传道。 1917年，路中一在传道过程中，将历史上“佛门”“道观”的神话人物拼凑成所谓一至十六代“祖师”，尊“达摩”为初祖，自封为第十七代祖师，称是“燃灯佛”转世，宣称自初祖一贯传至现在，万教“归一”，故称为“一贯道”。一贯道创立初期，被哄入道的多为农村中封建迷信思想较深、生活贫困的农民百姓。 1925年，路中一死后由其妹妹陈路岫继承道统，自称“南海古佛”下凡，不久，陈路岫死亡，路中一的弟子张光璧、刘月峰二人争权，张光璧玩弄权术，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刘月峰被迫去山西晋中等地创办“三圣道”，后来便销声匿迹。张光璧遂成为一贯道“祖师”，自称“济公活佛”转世，为第十八代尊师，法号“天然子”，法名“张天然”。 路中一的女弟子孙素贞，拥有一部分道产。张光璧为将这部分道产收归自己门下，便到单县孙的家乡，假借“神训”与孙素贞公开姘居，共同办道。因遭到当地道徒的指责和哄闹，张、孙二人离开单县到各地传道。1930年，在济南创办了“中济坛”总佛坛，下设4个大坛，分别掌管济南市及济宁、单县等农村道务。 1930年以后，一贯道在山东虽有发展，但张光璧感到在乡村野地很难大规模扩展势力，于是便在1934年4月指派道长刘光前、真悟画等到天津“开荒”办道，派梁春亭等人去北平等地办道。6月，张光璧亲自到天津主持道务，并在河北中原里三星客栈设立天津第一“佛坛”，通过开坛“扶乩”，开始发展道徒，此后又设立了三处佛坛。 1935年，随着道务的发展，入道人员日益增多。通过“扶乩宣化”，宣讲一贯道能度人“超凡”，免罹“灾劫”的手段，引诱大量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加入一贯道。是年，张光璧又将道长霍桂金、齐铭周、许恒画等从山东调来天津，被指派为“代表师”负责点道，开始大批培训骨干人员和“天、地、人”三才，并陆续在律纬路、五忠里、大庆里、致远里、荣华里、大胡同等处设立“佛坛”“乩坛”。同时，向北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展。 一贯道的活动和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1936年，张光璧、齐铭周等人去南方布道时被国民政府逮捕，张光璧等表示愿听命于南京政府，10个月后被释放。此后，张光璧对发展一贯道更加有恃无恐。为了提高一贯道的社会地位，扩大政治影响，寻求经济来源，除发展一般平民百姓外，还吸收军人政客、绅富户、流氓地痞等加入一贯道。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被日军侵占，一贯道大道首张光璧又投靠日伪政权，先后任日本特务机关“一八一O”部队、日本宪兵队、伪政府“顾问”，在日伪政权的支持纵容下，大肆进行道务活动。1937—1938年间，在天津先后设立了文化坛、豁然坛、春阳坛、道德坛、普化坛等十几个大坛，下设近百个分坛、佛坛，道徒发展到数万人。其间培养了“点传师”130余名，专门从事“点道”和发展道徒活动。 1939年，道首霍桂金被委为天津道长，总管天津道务。道首张文远、孙克忱、韩恩荣、傅永祥协助办道，号称“四大金刚”。 为了向全国扩展，张光璧派出大批骨干分赴各地“开荒”办道。自1940年起，先后派人“开荒”办道的地方有：北平、上海、南京、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柳州、广州、南昌、宁波、安庆、汉口、郑州、开封、徐州、连云港、青岛、济南、大连、沈阳、哈尔滨、太原、西安、宁夏、兰州、绥远。在天津，辐射到周围的唐山、山海关、昌黎、宁河、宝坻、武清、静海、沧州、阜平、大城、青县、静海、杨柳青、独流、胜芳、小站等地。办道中，在外地和内地均设立“坛口”，并由天津总坛和各大道坛遥控指挥。 1942—1944年间，天津市内大小佛坛林立，道徒众多，一贯道发展到鼎盛时期。是时，天津一贯道在总坛下设19个大坛亦称“19大支”，各大道坛再下设若干分坛和家庭佛坛。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贯道大头目张光璧前往成都，天津道务由总道长霍桂金主持。1947年8月，张光璧病故。此后，一贯道便分为两大派，一派为“金线派”，以张光璧之妹孙素贞为首，又称“师母派”“天理派”；一派为“正义派”，以张光璧妻刘慧贞长子张英誉为首，又称“师兄派”“人情派”。天津的一贯道也分成两大派，以霍桂金为首组成“金线派”，以傅永祥、李植霖等为首组成“正义派”。“金线派”势力强大，在天津设有18个大坛，并将18个大坛划分为四路，按正、大、光、明四字分为东（正）、西（大）、南（光）、北（明）四路。除东路管辖6个大坛外，其他三路均各管辖4个大坛。各大道坛分别下设若干分坛和家坛。至1948年，在天津共设有分坛和公共坛239个，家坛75个，外地设坛200余个。“正义派”在天津仅有大坛1个，下设分坛11个，小坛25个，外地设坛7个。“正义派”为了扩充实力，还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将一贯道改名为“中华道德善会”，以慈善事业为掩护进行道务活动，后又成立一个“白十字会”，继续打着慈善、救济的招牌欺骗群众。 至1948年底天津解放前夕，天津一贯道盘根错节，遍及城乡。两大派系共有大小坛口369个，大小道首7065人，道徒10余万人。 一贯道最高首脑称为“师尊”和“师母”，“师尊”张光璧，为全国一贯道总首脑；“师母”为张之妻刘慧贞、妹孙素贞。“师尊”张光璧在天津统领全国各地方一贯道，向各地分别派出道长设立总坛，总坛下设分坛、公共坛、家坛，各坛均设坛主、副坛主，较大的坛除坛主外，还由大道坛派遣“点传师”（亦称“前人”），负责点道、传道；各坛均有“三才”，即“天才”“地才”“人才”，由专门培训的青年男女道徒担任，在点传师点道时进行“扶乩宣化”；较大的坛还有负责讲道的讲师，负责财务的会计、庶务，负责传递信息的联络，负责文牍的文书等事务人员。 一贯道虽有各支各派，但组织严密，不论在何地何方，均有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统治管辖城乡众多的道众。 一贯道不仅是一个封建迷信组织，而且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一贯道头子张光璧早在1935年就投靠了国民党政府，日本侵华后，又为日伪政权效劳，宣传“治安强化运动”，鼓吹“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配合日伪搜集情报，出卖抗日人员，强迫道众“献铁”“献钢”，修碉堡、修公路，帮助日伪抓捕劳工；许多坛主、点传师担任伪保长、甲长，实为日寇效劳。 日寇投降后，一贯道头子又与国民党勾结在一起，一些道首加入国民党，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特务分子也成了一贯道首。“正义派”道长傅永祥、李植霖等与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李振武等结拜为兄弟，号称“十八罗汉”；“正义派”前人王种田被聘任为天津警备司令部防谍组训组的组训委员；“金线派”总道长霍桂金是李墨林、孙连仲的座上客，曾亲自派其亲信点传师张五成护送军统特务去哈尔滨进行活动。1946年又指使在哈尔滨办道的傅天民等人参加由汉奸、特务组织的“8.20”暴动。点传师王景文在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接受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国防部二厅”布置的潜伏任务，图谋聚集一贯道骨干人员与地主武装配合，建立“反共义勇军”，待机暴动。 一贯道对共产党、八路军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说什么：“八路军是‘红阳’‘红魔’，现在正是‘三期末日劫’，天下大乱，‘白阳’下凡是‘红阳’退位，共产党、八路军长不了”；阻拦道徒加入共产党、青年团、农会、妇女会，并恐吓说谁加入到灾难时就不能得救。 一贯道众多道首都是流氓无赖之徒，他们诈骗钱财，剥削道徒，花天酒地，玩弄女性，过着糜烂奢侈的生活。 1951年，反动一贯道被取缔，道徒全部退道，罪大恶极的道首被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