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倡廉的时代浪潮中，“廉政账户”这一举措曾备受关注。2000年春节期间，浙江省宁波市设立了一个名为“581”的“廉政账户”，其名字取自“我不要”的谐音。 所谓的“廉政账户”，是当干部收到无法退还、不方便退还或者无法拒绝的财物时便于上缴的一个专用账户。这相当于给那些“被动”受礼的干部提供了一条绿色通道，也提供了一个及时回头的机会。 全国第一个“廉政账户”推出后，仅仅在2001年的前五个月，账户就收到拒礼资金422万元。这个喜人的成绩也让该制度打响了知名度，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不少地方将其当作反腐倡廉的创新举措，纷纷建立类似制度效仿。 直至如今，依然有不少人认为“廉政账户”的运作模式值得认可，但因为它的管理方式存在一定弊端，也导致各界对它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在运作了几年之后，各地又只能无奈地撤销了这一制度。 一般来说，廉政账户是直接由当地纪委、监督部门和银行等机构共同管理，为了让一些人在缴款时放下顾虑，缴款人的姓名、缴款的数额也对外保密，账户只能存入不能取出，所有存款由管理机构定期上缴国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廉政账户确实不失为一个好举措，作为反腐倡廉的手段，对预防腐败具有着积极的意义，值得点赞。 但一方面，由于不公开缴款人的信息和缴款金额，只定期公布账户收到的总金额，在反对该制度的人心目中，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交了多少钱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他们认为，匿名上交能很好的保护上缴人，再加上管理方式决定了谁也不知道上缴的数目是否属实，未必有震慑作用。 另一方面，国家从未针对该制度出台过规范性的文件和条款，那么地方政府自行成立的廉政账户具不具备合法身份又成了争议点——如果有人将收受的财物上缴，是否能按拒礼处理或者不构成受贿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及时上缴和东窗事发之前上缴的意义是否不同？时间上又该如何界定？没有法律能说明这个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反对廉政账户的人担心，会不会有不法分子利用上缴廉政金为自己“打掩护”？如果有，那原本为了反腐而设立的账户，反而会成为他们蒙混过关的“避风港”。 一个确凿的事实是，确实有为了“打掩护”而上交礼金的人存在，本文题目中提到的洪金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了像洪金权这样的人存在，再加上管理方式上的弊端，那些开通廉政账户的地区在试行几年后，又纷纷将其关闭，彻底放弃了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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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面对举报很“自信”

洪金权的被查，来源于一位叫詹毅的商人的举报。

2002年，

洪金权刚上任贵州省凯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不久。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洪金权任后没多久，火烧到了詹毅身上。

詹毅是一名做广告的商人，他的公司曾在洪金权所管的经开区的高速公路旁设置下几块广告牌，洪金权上任后，以未经开发区审批为由将詹毅的广告牌全部拆除。

其实，那些广告牌早就通过了省交通部门的审批。广告牌被拆除后，詹毅一怒之下把洪金权任职的经开区告上了法庭。

因为手续齐全，詹毅胜诉了，不过这次交锋却让詹毅和洪金权结下了“梁子”。

事后，詹毅得知洪金权为人霸道，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像他这样直接和自己生意挂钩的领导还是要以交好为主，于是便主动化干戈为玉帛，和洪金权搭上了线。

搭上线后，詹毅曾给洪金权送过一次钱，具体的数目不得而知，据詹毅举报洪金权后回忆说，送的数额不是很大。

洪金权收过詹毅的钱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找过詹毅的麻烦。2006年，随着洪金权升任凯里市市长，主要工作不在经开区后詹毅才松了口气。

不过，2011年年末，詹毅的麻烦又来了，公司在高速公路旁的广告牌又被拆掉了四块，这些广告牌均已和客户签约，拆除后，他要赔偿客户上百万的违约金。

詹毅知道是洪金权让拆的，便远道到洪金权的办公室和他理论，他认为，那些广告牌手续齐全，洪金权下令拆除，和当年一样没有按照程序办事。

不过，洪金权的回应让詹毅更加生气，当场就要举报洪金权，而洪金权丝毫不在意：

回忆起洪金权当时说的话，詹毅称自己“差点被气死”。

在举报洪金权之前，曾有朋友告诉他三思而后行，因为洪金权的“能量”很大，之前也有不少人实名举报过他，但他三五天就能知道举报信息。但想到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詹毅还是毅然向各部门送去了实名举报材料。

02：“自信”的根源

洪金权被查后，他的过往履历很快被曝光。

从公开信息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这和他霸道的性格不无关系，因为颇有领导才能，他的仕途也得以一路升迁，但升迁路上伴随着的，是一路腐败。

洪金权

1985年

毕业于供销学校的统计专业，从毕业后到1992年，他先后在

贵州省镇远县经委、农调队、计委担任过工作人员。1992年，29岁的洪金权

得到升迁，成了某乡的副乡长，三年后又调邻乡当乡长。

这段期间跟过他的一位下属在他被抓后评价说，洪金权的领导能力十分不错，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被领导看中。

1997年，洪金权被调回镇远县某局工作，

镇远县当时的县长

杨尤光看到了他的能力后一路提拔，洪金权的仕途开始平步青云，与此同时，他的自我约束力也不断下滑，最终把自己拉向了腐败的深渊。

詹毅实名举报洪金权之后，有关部门曾三次对他的举报材料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凯里市尽快解决，这导致其他商人纷纷效仿詹毅，开始一起举报洪金权。

一同举报洪金权的那些商人中，大多和詹毅有着同样的遭遇，其中有不少地产商人。

这些地产商人为了在拿地、竞标中得到洪金权的“照顾”，给他送去了不少钱财。但洪金权帮他们办事时奉行“价高者得”的原则，同时送礼物的开发商中，能拿到项目的往往是送钱最多的。

对于那些落选的开发商来说，不管事情有没有办成，洪金权都不会退还他们送来的钱。也有人和詹毅一样感到愤怒的去找洪金权理论，但洪金权不仅不惧他们，还理直气壮的对他们说，收到的钱早就被自己上缴纪委了。

有人不信洪金权的说法，通过多方打探后一对比发现，他收的钱确实上缴了，不过上缴的只是一部分，剩下的则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但当有人举报他时，他都会以“上缴了”来回应监督部门。

“上缴”成了洪金权的“挡箭牌”，但举报他的人知道其中的猫腻，不愿放弃，还有人跑到北京举报洪金权。

因为举报的人太多，洪金权很快就被调查了。

03：受贿7000多万，“上缴”5500万

2006年下半年，经营酒店产业的商人陈某来到洪金权的办公室，希望在凯里某地拿地建一座酒店，请洪金权帮帮忙。

陈某是“有备而来”，他带着一个黑色塑料袋，一进门就放在了办公桌底下，洪金权和陈某聊天过程中看向塑料袋，问陈某“这是什么？”陈某没有回应，而是说了句“你先忙”，便挥手道别。

不久后，洪金权设置了一堆有利于陈某的“客观”条件，并开会宣布把一块面积170亩的国有土地挂牌出让，经过一系列的筛选，陈某的公司“符合条件”，成功拿下了土地使用权。

黑色塑料袋里装的是什么，不言而喻。

事后，陈某开始和洪金权频繁往来，并又在洪金权的“照顾”下拿到了几个项目，双方成了“好朋友”，打得火热。

洪金权被查后，他和陈某以“朋友关系”掩盖的利益输送迅速被查实，从2006年到2012年，陈某分十五次给洪金权送去了490万元的现金和英镑、美元各一万元，在洪金权收受的钱财之中，陈某送的数额要排到前几位。

16年内，洪金权伙同他的妻子共收受88个请托方的贿赂380多次，其中能查明来源的数额有3900多万元，在他收受的那些钱财中，最小的一笔只有4000元，最大的一笔达到583万。被抓之后尚有3100多万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加上其他物品，总共7000多万。

洪金权被查后，他最吸引眼球的不是受贿了7000多万，而是他把收受的财物“上缴”了5550多万。

从2006年当上重要岗位的领导开始，洪金权面对的诱惑越来越大，心理防线也越来越松，面对请托方送来的财物，他用了两个办法来“安抚”自己。

第一个是心理暗示，洪金权把那些给他送钱的人当成“好朋友”，安抚自己收钱只不过是朋友之间的“往来”，而帮他们办事也是顺水推舟。

第二个是上缴“廉政金”。也是从2006年开始，身居高位的洪金权收受的财物太多，害怕暴露，就想了一个“妙招”，很多次收完钱财之后，他都会把纪委、财政等部门的人员叫过来，当着大家的面把钱以“廉政金”的名义上缴，并要求他们给自己开收据。

截止到2013年因被举报而案发，洪金权已经“上缴”了5550多万的“廉政金”，但他不是每一次收钱都会上缴，被抓后，他才明白自己上缴的规律。

04：到底发现剩下的2000万

洪金权被抓后反思过自己把受贿人当朋友的行为。

这个时候，洪金权才明白，那些商人给他送东西不是因为和他的感情深，也不是因为他的本事有多大，他终于懂了：

洪金权不知道的是，除了“朋友”在不断拉拢腐蚀他之外，他的妻子也成了他受贿路上的一大助力。

在洪金权有很多次收钱的背后，都有他妻子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