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倡廉的时代背景下，官员违法违纪的案例总是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曾经有这样一位官员，他名叫胡建学，曾狂妄地宣称“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然而，仅仅4年后，他就锒铛入狱。要知道，蔑视党纪国法的人，党纪国法绝对不会放过他！ 1995年1月，胡建学被依法逮捕。当时笔者所住的城市属于泰安管辖，因此案件审理时引起了人们很大关注。有人说胡建学落马是因为他向市民集资建一座桥，引发市民的不满；有人说他是因为盖楼，超出了当地的财力负担…… 90年代没有互联网，人们获知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报纸和杂志。在胡建学管理泰安期间，市民们经常从当地报纸看到他的新闻，但转眼间，胡建学成了贪污犯，站在了被告席上，这种明显的反差给人印象深刻。直到后来案件侦查完毕，人们才知道，原来检察机关不仅挖出了胡建学，还挖出了一群“硕鼠”，一起“窝案”。这个案子也成为90年代全国严惩腐败的一个大案要案。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要讲胡建学，首先要从诈骗犯汪德海说起……

01

汪德海，男，原先在泰安市煤气公司工作过，由于他不正规工作，被煤气公司除名。一开始他在泰安做些“生意”，但由于不善于经营，混不下去的汪德海于是想干大生意，远到深圳“闯天下”。

但他终究不是“创业”的料，因此在深圳也越发混不下去，正在山穷水尽之时，老家来的一个人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此人是泰安市泰山区人大主任柴传梓。

为了重新回到泰安打开局面，汪德海决定在柴传梓身上打开缺口，取得他的信任。

他安排柴传梓住进深圳帝豪大酒店，白天陪柴传梓到处游览，晚上又让柴传梓到歌舞厅去，一切费用都是汪德海包下来。

汪德海这个人巧舌如簧，海阔天空，他吹嘘自己在深圳办了什么实业公司，几年下来赚了不少钱。

但实际上，他手里并没有多少钱。

有一天，汪德海特意买了一条金项链，价值1300元，一枚金戒指，价值558元，来到柴传梓的房间，对他说：“我给您买了点小东西，不成敬意，就当一个见面礼吧！”

柴传梓疑惑地说：“这么贵的东西，买这个干什么？”

说话之间他就收下了。

汪德海见柴传梓这样，更加坚定了用糖衣炮弹攻下这个堡垒的决心。因此柴传梓在深圳、广州期间，汪德海为他花费了上万元。

对于汪德海的招待，柴传梓非常感激，见他出手大方，自然对他深信不疑。因此，当汪德海向柴传梓流露出要挂靠在他名下在泰安办个实业公司时，柴传梓当即表示赞同。于是第四天，汪德海就陪同柴传梓回了泰安。

就这样，汪德海这个无业游民，用一条金项链和金戒指，以及廉价的谀言，骗取了柴传梓的信任。

汪德海摇身一变，就成了“实业公司”的总经理。

这为他从事诈骗活动披上了“皇帝的外衣”。

汪德海当上“实业公司”总经理后，他还是不满足，光认识一个柴传梓显然不行，应该认识更多在泰安管事的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于是在他的金钱作用下，泰安交警支队的李惠民、尹克争等人，都与汪德海打得火热。他们利用手中的关系为汪德海的“公司”提供方便。汪德海当然忘不了他们的“照顾”，因此多次进行“回报”，先后向柴传梓行贿7次，价值7.5万多元。

“多行不义必自毙”。

1994年7月，随着汪德海诈骗案发，柴传梓、李惠民、尹克争等人也随着他们的狐朋狗友们倒了霉。

柴传梓、尹克争等人被逮捕，他们不仅交代了与诈骗犯汪德海的犯罪事实，还交代了以下问题：

1992年至1994年，柴传梓先后向原泰安市委副书记孙庆祥行贿2000元人民币，尹克争向孙庆祥行贿1000元人民币，送微波炉2台、金项链1条、家具1套、彩电1台、录像机1台、电冰箱1台、洗衣机1台，总价值约2.3万余元。

1992年5月至1994年12月，尹克争又送给泰安市原秘书长卢效玉价值3000元的微波炉1台。

李惠民送给卢效玉人民币1万元。

1991年5月至1994年4月，李惠民送给原泰安市副市长胥立民美金2000元，人民币4000元，彩电1台、微波炉1台，夏普摄像机1台。

当柴传梓、李惠民、尹克争等人供出上述问题后，立即引起中央以及山东省的高度重视，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对查处此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央纪委副书记王德瑛，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亲自指导办理此案。经过几个月紧张而艰苦的侦查工作，终于查清了这群“硕鼠”的违法犯罪事实。1995年1月到3月，孙庆祥、卢效玉、胥立民被依法逮捕。

拔出萝卜带出泥，胡建学的贪污受贿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02

孙庆祥、卢效玉、胥立民被依法逮捕后，泰安的百姓奔走相告，但人们对他们的犯罪事实并不清楚。当他们来到泰安时，老百姓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希望他们能带领大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