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位杰出人物，他曾因“挤”敌斗争受到毛主席表扬，担任过越南抗法战争胡志明顾问，还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首任主任，后来又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山西省省长等重要职务，他就是罗贵波。 罗贵波于1907年7月4日出生在江西省南康县潭口镇。其祖父本是一名木匠，凭借自身的辛勤劳作积累了些许家产。父亲继承部分家产之后，在潭口镇开了一家点心铺，店里还雇佣了十几名店员，家中也有一些土地和佃户，日子过得还算富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境逐渐陷入困境，收支失衡，无奈之下只能靠借贷维持生计，最终负债累累。原本在省立第二师范求学的罗贵波，也不得不中途辍学，随堂兄经商。但他对做生意并无兴趣，且不善此道，生意最终破产，家产也被变卖一空，家庭从此衰败破落，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此时的罗贵波，被冷酷、压抑、痛苦、彷徨和迷茫所笼罩，感到喘不过气来，只能整日埋头于旧小说之中，书籍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他最为崇拜诸葛亮、岳飞、洪秀全、关云长等历史人物，随着阅读的深入，他仿佛看到了一丝朦胧的希望，脑海中怪诞地涌现出各种撞击心灵的想法：想像七侠五义那样行侠仗义、杀富济贫；像太平天国那样秘密结社、奋起造反；像梁山好汉那样占山为王、与官府抗争等等，做着超现实的梦，幻想着命运能够出现转机。 罗贵波在二师上学期间，有几位关系最为要好的同学，其中廖贵潭和陈铁生表现得格外活跃。他们比罗贵波高一个年级，当时就在学校里传阅《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罗贵波深受他们的影响，思想也主动向他们靠拢。后来罗贵波辍学在家，与他们的接触逐渐减少。不久之后，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传来，说广州有一所培养军官的学校，名叫黄埔军校，正在招生。罗贵波从苦闷中清醒过来，萌生了报考的念头。就在这时，廖贵潭和陈铁生回到家乡找到罗贵波，商议前往广州的事宜，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罗贵波准备前往广州时，却遭到了家里的极力反对，他再次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 1925年下半年，经廖贵潭介绍，陈赞贤第一次与罗贵波结识。陈赞贤是南康的革命先驱，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领袖。“五四”时期，他就在南康组织救国会，积极开展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和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当时，他受中共江西省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南康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这一年冬天，由于陈赞贤领导南康群众反对军阀孙传芳部在南康强拉民夫，激怒了地方反动政府，反动政府对他展开搜捕，他在群众的掩护下，连夜离开南康，前往广东南雄寻找党组织。1926年8月，陈赞贤受党组织的委派，化名陈博珍，秘密回到赣南开展革命活动。此时，罗贵波与陈赞贤再次相遇，并再次受到其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渐从徘徊迷茫中觉醒。经陈赞贤介绍，罗贵波秘密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潭口镇区党部宣传委员，以潭口镇高等小学教师的身份，宣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9月，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归来的廖贵潭，向罗贵波讲述了广州的革命形势、北方的革命情况以及俄国的十月革命等内容，还送给他一些《共产主义ABC》《中国青年》《向导》《海丰农民运动》等书籍，以及毛泽东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的讲稿。通过学习这些书籍，罗贵波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从原来的“三民主义”转向了对共产主义的初步认识。1927年1月，在廖贵潭和蓝广孚的介绍下，罗贵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道路，投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之中。 1928年2月，罗贵波组织并领导了潭口农民暴动，随后又参加了赣县、信丰、南雄等县的农民暴动。8月，他受中共赣南特委派遣，前往大余从事工人运动，担任中共大庚矿区工委书记。9月，他出任安远县委书记、县游击队队长兼政委。1929年3月，他担任中共赣县县委书记、县游击队队长兼政委，红军28纵队政委、红军22军第三纵队政委。1930年11月，他组建了红军35军，并先后担任政委、军委书记和军长，同时还担任中共赣南行委委员。1931年9月，他担任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1932年4月，他被调往红军学校学习，之后担任红军步校政治总教官。1934年10月起，他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先后担任红军干部团三营政委和上干队队长兼政委等职。在负责率部警卫中央领导机关期间，他曾担负遵义会议的警戒任务，率先遣部队抢渡金沙江蛟平渡口等，有力地抵制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阴谋。1936年6月，他担任红军教导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10月，他担任晋西北区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长、统战部长，八路军120师民运部长。1938年春，他担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新）政委，后来又担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坚持对日作战和反顽斗争，参与领导晋西北军民粉碎了阎锡山制造的进攻新军、八路军的“晋西事件”。1940年2月，他担任晋西北新军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参加领导“百团大战”，担任晋绥边区南线指挥。 1942年12月，罗贵波担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八地委书记。当时，晋绥八分区的形势极为恶劣，八分区根据地面积缩小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区仅剩下距敌据点较远的17个行政村和没有建立“维持会”的一百多个自然村。敌人对交城山区根据地实行了经济封锁，使得抗日军民的经济来源极度困难，干部、战士们穿不上棉衣，吃不到油盐、蔬菜，营养严重不良，部队战斗力薄弱，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部队活动范围被局限于交城山区狭小的区域。延安通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的通道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这最为艰难的时期，罗贵波领导八分区军民坚决贯彻毛泽东和晋绥分局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全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各县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选拔了能文能武的领导干部担任县委重要领导，并调部队领导也参加县委，组织了各县对敌斗争委员会。同时，抽调部队的一部分，组成精干小分队，还组建了武工队，配合地方党政干部和游击队、民兵开展游击战和反“强化治安”斗争，积极开展地方工作。罗贵波还直接领导了全区对敌人的围困行动。 他首先根据贺龙“同敌人斗争要主动积极，机动灵活，要打得准，打得狠”的指示，采取了“敌出则打，大股零敲，小股全歼”的灵活战略战术。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军民主动出击，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多次，歼灭日伪军360多人，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其次，他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汉奸、特务和反维持斗争，摧毁了一个四十多人的特务网，挖掉了敌人的耳目，同时选派共产党员和可靠群众打入敌人内部，组成了我方秘密情报网。再者，实行“空屋清野”策略，组织部队和民兵掩护岔口、芝兰据点周围15里内的群众，一夜间全部搬迁到根据地，使敌据点周围变成“无人区”。另外，打击敌人的补给线，组织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在交通要道上伏击敌人的运输队，让敌人的弹药物资补给愈发困难。最后，积极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巧妙灵活地打击敌人。武工队和民兵日夜监视碉堡里的敌人，不断扰袭他们，让敌人整天龟缩在碉堡里，吃不上粮，喝不上水，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1943年7月21日，岔口、芝兰据点的敌人炸毁碉堡，在文水和东社敌人的接应下，狼狈逃窜。晋绥八分区“挤”敌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扭转了八分区的严峻局势。8月1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第1版以《晋西北八路军不断打击下，敌被迫放弃两据点》为题，向全国报道了芝兰、岔口敌据点被“挤”的消息。毛泽东得知后，当即给晋绥分局发了电报，表扬了八分区的挤敌斗争，要求晋绥其他地区都要“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1945年4月，罗贵波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担任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1945年8月起，他担任吕梁区党委副书记、书记，吕梁军分区副政委、政委。1948年8月起，他担任晋中区党委书记，晋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参加了汾阳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1949年5月，他担任太原警备司令，8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政委，为解放山西全境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罗贵波参与组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并出任第一届办公厅主任。1950年1月起，他奉中共中央之命出使越南，担任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团长、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总顾问等职，帮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斗争。1953年9月，他被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授予“胡志明”金质勋章。1954年9月，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首任特命全权大使。1958年1月，他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1978年春起，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78年12月，他担任山西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罗贵波是中共第七次、八次、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5年11月2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主要参考资料：《革命回忆录》，罗贵波，1996年11月；《罗贵波纪念文集》，山西省史志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古交文史资料》第三辑，1987年12月）

罗贵波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时

1937年罗贵波、李涵珍夫妇合影

罗贵波在越南（右）

罗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