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各类观点和评论如潮水般涌动。近期，网上针对张维为教授的负面评价层出不穷，甚至连他所任职的复旦大学也受到牵连，遭受无端贬低。即便是在复旦校友群里，也有不少人以和张教授毕业于同一所学校而感到羞耻。这样的现象引发了我们的深思：究竟是张维为教授真的有诸多不堪之处，还是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不自信或者极度不自信的阶段，使得一部分人将自身的不自信转化为怒火，发泄到自信且骄傲的张教授身上呢？

政治学者的理论构建，往往与个人经历紧密相连。

张教授出生于1957年的上海，那个特殊的时代，新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外部压力与内部动荡交织，从广袤乡村到繁华城市，从北京中南海到上海的狭窄弄堂，每一个人都在艰难中挣扎。这不仅是政治层面的激烈斗争，经济上的落后和生活中的困苦更是如影随形，受冻挨饿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难以避免的常态。这样的经历是当代青年人无法切身体会和想象的，想必少年时期的张教授也经历过饥饿的折磨。或许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壮大有着更为深刻的感悟。

青年时期，张教授进入上海雕刻厂成为一名技工。我们大胆推测，他可能是从每月17元8角的学徒工做起。以张教授的聪慧和机灵，如果不从事学术研究，继续在工人岗位上发展，随着国家进入发展时期，成为行业大师也并非难事。我认识几位当今金石界的大师，他们当年和张教授同期进入工厂做学徒。由于业务能力相对较差，眼看着那些能力出众的同事早早升职成为干部，或者转行进入大学深造。而他们这批“最笨”的人留在厂里，反而脚踏实地，凭借着日积月累的努力成为了大师。如今，这些大师依靠精湛的手艺谋生，动一刀就能开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高价，没有政治或学术上的风险，他们所吸引的粉丝群体，其身价普遍也比张教授高。

张维为积累学术知识的阶段，正值中国崛起与西方逐渐走向衰败的历史时期。

1977年，张教授抓住恢复高考的机遇进入大学学习。从复旦外语系毕业后，1981年他前往联合国译员特训班深造，1983年开始为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直到2000年以后，他才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获得教授头衔。可以说，他的学术知识积累过程，正是他跟随中国领导人在全球各地奔走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他亲眼见证了中国从贫困走向繁荣，而西方国家集团在经济上则由盛转衰。对于政治和社会学学者来说，理论和研究往往与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因此，作为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总结，以及对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研究，张教授的理论偏向正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与当今西方普世理论大多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兴起的道理是一样的。如今，要让西方再出现一位普世理论的大家并非易事。因为人们只有看到了成果，才会对产生成果的过程给予赞许。

当然，张维为的理论也并非十全十美，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

这些年，张教授的言论是否存在失误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有一句错误言论就指出这一句，而不能因为个别错误就全盘否定他的理论。即便存在几句错误，也不足以动摇他几十年研究成果的根基。张教授的言论并非简单的政治立场表达，而是经过深入研究的学术理论。如果不同意他的观点，就应该就事论事，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

我们可以对张维为教授提出批评，但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贬低他的人格。尤其不应该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差异，就对他的学术政治理论进行无端打击和批判。

张维为教授的政治理论是在经历了少年时期的苦难，以及目睹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发展变局后总结创立的。对于他的理论正确与否，我们应该先阅读几篇他的论文，或者至少聆听几段他的演讲节选后再发表意见。如果认为他的观点存在错误，就应该严肃、有理有据地进行批驳。如果没有能力批驳他的理论，就没有资格贬低他的人格。

如果要说张教授在研究中国和世界问题上存在较大失误，那就是他虽然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和西方国家的衰败，但作为一名政治科学研究人员，他的理论未能预判到西方国家集团会如此无赖。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们依然采用十九世纪鸦片战争时代的群殴手段，仅仅因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开始超越西方国家，就抱团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打压和制裁。

我们不能因为生活在一个充满流氓行径的世界，就嘲笑张教授曾经在公平竞争环境中所拥有的自信。相反，我们应该为如今强盗和流氓的行径夺走了我们曾经的自信而感到悲哀。我们更需要那份如同昨日般的自信，来帮助我们在未来重新找回公平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