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涌现出无数英勇无畏的抗日英雄，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然而，也有一些人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国家和人民，沦为可耻的汉奸，柴恩波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 1939年2月，本应抗击日寇的冀中军区独立二支队司令员柴恩波，做出了令人发指的行径，他杀害了几十名八路军同志，而后叛变投靠日军，彻底沦为了人人唾弃的汉奸。 柴恩波最初是吴佩孚军队里的一名排长。北伐战争爆发后，吴佩孚的部队被打得节节败退，最终被彻底打垮。柴恩波无奈之下回到了老家河北新镇县，凭借自身能力当上了当地的保安队队长。抗战全面爆发后，河北地区很快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柴恩波不愿跟随国民党军队后撤，于是趁机拉起了属于自己的队伍。 后来，柴恩波看到冀中平原的抗日力量在吕正操司令员的带领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壮大。他开始担心人民自卫军会找上门来，清算自己的过往，于是决定投奔自卫军部队。为了取得吕正操的信任，他亲自抓捕了伪县长李作宾和日本顾问铃木三郎等人，并将这些日伪汉奸押到吕正操面前。他的这一行为确实赢得了吕正操的信任，其带领的队伍被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游击第二团，柴恩波担任团长。此后，他靠着人民自卫军给予的番号，陆续收编了张兰亭、任广宾、赵荫亭、赵壁臣、李保全等几股大小不一的武装力量，部队总兵力很快膨胀到3000余人。 1938年1月，吕正操率领人民自卫军主力前往路西地区进行整训。孟庆山则将留在冀中的各路杂牌武装统一整编为河北游击军，柴恩波的部队被授予游击军第十二路军的番号。到了1938年8月，冀中军区对各路杂牌武装进行第二次整编，原河北游击军番号被撤销，游击军第12路军被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2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又一个警备营，总兵力达到4000余人，柴恩波担任第二支队司令员。 尽管独立2支队在柴恩波的指挥下，在抗日战斗中表现得还算坚决，在几次反扫荡战役中也出了不少力，但柴恩波内心却有着自己的“小算盘”。随着上级陆续派遣佟汝勋、杨秀昆、张玉生、董奋（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邢奎等党员干部到部队中担任重要职位，他感觉这支部队逐渐不再受自己掌控，不再是他的私人财产，于是内心逐渐滋生出反叛之意。此时，蒋军将领张荫梧看准了这个时机，特意派出伪新镇县长王宗琪（柴恩波的舅父）、中统特务方平等人前来策反柴恩波。 柴恩波本就是个立场不坚定、唯利是图的人，他开始分别与日军、国民党顽军接触。可以说，从这时起，柴恩波就开始在八路军、国民党顽军、日军之间周旋，心中只想着谋取个人私利，全然不顾国家的抗日大业。 张荫梧原本是阎锡山的部将，中原大战失败后，他回去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以学生兵和中学生为基础，组建了名为河北民军的抗日武装。河北民军一开始也与日军交过手，但后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开始处处与八路军作对。由于张荫梧承诺让柴恩波完全掌控自己的军队，柴恩波遂决定接受河北民军的收编。 1939年2月，上级通知柴恩波带部队去肃宁整训。蒋军特务趁机蛊惑他，称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他就会被架空。柴恩波自己也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在2月21日率部发动兵变，将政委张毅忱等军区派来的干部共100余人逮捕。为了控制住底层指战员，次日柴恩波故意召开大会，声称：“我不当八路，也不当蒋军，我是抗日军。”许多指战员因此被他蒙蔽。 由于张毅忱平时和柴恩波关系还算融洽，柴恩波便决定把张毅忱送回去，顺便给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带个口信。口信内容大致是，想要他释放被扣押的100多名干部，就得允许他加入河北民军，并把这块地盘让给他，且不能和他发生军事冲突。张毅忱苦劝了他许久，但柴恩波依然执迷不悟。随后，其部队被改编为冀察游击军第1师，柴恩波任师长和冀中“剿匪”总司令。

贺龙率部挺进冀中

柴恩波提出的要求，充分暴露了他的幼稚和情报上的无知。早在一个月前，由贺龙、关向应指挥的八路军第120师一部（辖师直属队、第358旅、独立1支队和教导团）就已经抵达冀中军区，目的是巩固冀中根据地并改造各路杂牌武装。在听到柴恩波叛变的消息后，贺龙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先礼后兵，等被扣押干部被释放后再解决柴恩波。 然而，柴恩波似乎是铁了心要和八路军对抗到底。他考虑到自己手下的杂牌部队不是八路军的对手，居然想到去向日军求援。为了换取日军的信任，1939年3月4日，柴恩波派人秘密将一部分被扣押干部交给日军。在日、柴交接时，老红军干部杨秀昆（曾任解放军第44军副军长）突然掏出暗藏的手枪，一枪打死了来接受的日军小队长，其他干部趁乱四散而逃，事后全部成功归队。

杨秀昆

第二天，贺龙见柴恩波如此决绝，便下令发起平叛战斗。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八路军就把柴恩波部彻底打垮，并活捉了中统特务方平。张兰亭、赵壁臣、李保全等几个头目纷纷带人脱离柴恩波逃走，柴恩波只带着残兵败将200余人跑到张荫梧那里。后来，张荫梧部被日军打垮，柴恩波干脆直接投降了日军，当上了新镇县伪保安司令，死心塌地地为日寇卖命，成了铁杆汉奸。 平叛战斗发起时，尚有近30名干部被扣押在伪新镇县长王宗琪的兄弟、新镇警备队副司令王化南手中。见柴恩波兵败，王化南残忍地杀害了原独立2支队军械科长郑国良、司令部联络员吴炳辉等20余人，还把原支队参谋长李剑卜等7人交给日军，他们后来都被日军残忍杀害。李剑卜曾任红军某师部参谋，2015年8月，他被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新镇是连接天津和保定的重要水陆码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柴恩波在新镇四周成掎角之势建起了13个据点，构成了当时极为罕见的马蹄形大纵深防御体系。城内外共有日伪军800多人，柴恩波自鸣得意地称新镇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 1945年5月，我军发起了文新战役，决心解放新镇。5月6日，我军包围了新镇，并积极进行坑道作业，同时以政治攻势动摇伪军军心。柴恩波亲自带领日伪军200多人出城增援，经过一天的激战，他们未能前进一步，只得退回城内。 日军对柴恩波部极为重视，驻大城县城的日军山田大队集结了400多日伪军，先是抵达文安，随后又准备了大车、担架等，准备增援新镇。我军获悉后，加快了攻城的步伐。日军见我军已经部署了阻击部队，唯恐贸然出援会被我军伏击，无奈之下改由驻天津的航空兵部队出动2架飞机掩护，还从静海县王口镇经文安开来1艘装甲炮艇给柴恩波打气。我军集中火力对空射击，将敌机1架击伤，随后敌机被迫返航，失去掩护的炮艇也在战斗中被我军击毁缴获。 新镇敌军在丧失了一切获救的希望后，军心动摇，再也顾不上什么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在我军发起最后进攻之前，柴恩波带领三百来名伪军和八十余名日军逃出了新镇。没想到，他们沿大清河行至苑家口时，遭到我冀中军区十分区三十五区队二大队的截击。此役打死日伪军四十余人，伤百余，柴恩波也负了重伤。我军缴获大船六艘及船上所有物资，其中包括银元十二箱、六O炮一门、手榴弹十余箱、枪五十余支，还有布匹、衣帽、鞋袜和苇席等物资。其余日伪军在夜幕的掩护下，从苑家口以西三里远的善来营渡河逃往霸县县城。 抗战胜利后，柴恩波又跑到蒋军那里任保安团长。后来，眼看蒋军即将大势已去，他便辞去职务在北平隐居。北平解放后，柴恩波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于是举家搬到山海关的妻妹那里，改名王福祥，以卖菜为生。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逃脱正义的惩罚，柴恩波每天挑着二百多斤的菜担子，沿街叫卖，卖菜时故意给高高的秤，就这样蒙骗了许多百姓，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好人”，还喊他“卖菜傻王”。 1952年12月，一个和柴恩波熟识的中统特务被有关部门擒获，供出了柴恩波的下落，柴恩波最终落入法网。1953年7月，柴恩波被判处死刑。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这个大汉奸罪恶的生命。（王庆贺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