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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1959年12月4日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天，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一场备受瞩目的大会正在庄重举行。这里面所蕴含的故事，不仅关乎着一群战犯的命运转折，更映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与国家的伟大胸怀。

宽敞明亮的大礼堂中，身着黑布棉衣的战犯们神情肃穆，个个正襟危坐，目光紧紧地锁定在主席台上方张贴的“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几个大字上。他们的眼神中，既有紧张的期待，又有对未知命运的忐忑。

经过一番漫长且令人焦灼的等待，大会终于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先是进行了简洁而有力的开幕致辞，随后便直入主题，宣读起那份让众人翘首以盼的特赦名单。

特赦战犯大会

第一个被念到名字的是杜聿明，紧接着王耀武的名字也随之响起，随后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等名字依次被宣读出来。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他们的内心既充满了荣幸之感，又洋溢着喜悦之情，对未来崭新的生活更是满怀憧憬与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十分高寿，平均年龄甚至超过了83岁。然而，凡事总有例外，在这群长寿的人中，王耀武却仅仅活了64岁，显得与众人格格不入。

王耀武

那么，王耀武为何如此过早地离世呢？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特赦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

首批特赦

1959年9月，北京战犯管理所内呈现出一派喜庆的景象。尽管这一天并非传统节日，但战犯们的喜悦之情却远超过年过节。而让他们如此欢欣鼓舞的缘由，仅仅是一份报纸。

原来，就在这一天，官方报纸刊登了中央即将释放一批战犯的决定。此消息一经发布，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尤其是在战犯管理所的战犯群体中，其影响力不亚于原子弹爆炸，其中又以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反应最为强烈。

图片来源于网络，与所讲述人物无关

北京战犯管理所，也就是著名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专门用于关押和改造战犯的地方。

在当时众多的战犯管理所中，北京功德林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这里关押的几乎全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像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等，皆是国军赫赫有名的将领。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1948年到1949年间被解放军俘虏的，之后便被送往战犯管理所进行学习和改造。到1959年时，差不多已经过去了10年时间。

图片来源于网络，与所讲述人物无关

1959年8月，毛主席提出对一些已经改过自新的战犯和刑事犯进行特赦的提议。不久后，这个建议被提交到人大常委会进行讨论。在会议上，毛主席坚定地表示：“现在是改好了就赦，而且是特赦。”

在毛主席的亲自提议下，这一年的9月17日，中央正式做出了实行建国以来首次特赦的决定。

这一决定一经公布，迅速通过官方报纸传遍了大江南北。当北京功德林的战犯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每个人都满心期待着能够早日重获自由。

毛主席

经过两个多月的严格审查，中央最终确定了特赦人员的名单。12月4日，功德林举行了特赦大会。在这次特赦中，功德林共有10人被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这10个人后来大多都很长寿，平均年龄甚至达到了83岁。但令人意外的是，10个人里年纪相对较轻的王耀武却是最短寿的一个，与其他人相比，他仅仅活了64岁便与世长辞。

十人身份

1959年12月4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依照中央的要求，释放了10名改造良好的战犯。

特赦战犯大会

按照名单顺序，这10个人分别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首先来说说杜聿明。在功德林的众多战犯中，杜聿明无疑是备受关注的一位。这位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不仅深得蒋介石的重用，还受到国民党众多将领的敬重。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在战场上陷入了困境，四面楚歌。此时，深受器重的杜聿明就如同“救火队长”一般，临危受命。

杜聿明

怀着对校长“知遇之恩，无以为报”的感恩之心，杜聿明先是被调往东北担任保安司令，之后又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被派往淮海战场担任“剿总”副司令。然而，很快他就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从此进入了功德林。

第二名王耀武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杜聿明一样，王耀武才华出众，是国民党中公认的善战将领之一。

除了军事才能卓越，王耀武在治军、练兵以及经商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据说他还曾开办过饼干厂，并将赚来的钱用于给士兵发放军饷。然而，即便他如此有能力，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我军俘虏的命运，成为了功德林的一员。

王耀武

第三位被释放的是曾扩情。或许很多人对他并不熟悉，这是因为曾扩情与杜聿明、王耀武不同，他并非军事将领，而是属于军情系统。

国军中最为知名的军情机构当属军统和中统，大名鼎鼎的戴笠便是军统的负责人。然而，即便戴笠威风八面，在曾扩情面前，也得毕恭毕敬地叫一声“扩大哥”。

这是因为曾扩情不仅参与了“复兴社”（即军统前身）的创建，还是黄埔系的骨干成员，在政治上拥有极高的地位。在他面前，戴笠也只能算是晚辈。

曾扩情

解放战争后期，曾扩情既没有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也没有选择向共军投诚，而是选择出家为僧，试图逃避解放军的追捕。但即便如此，他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我军俘虏的命运，被关进了功德林。

第四位是郑庭笈。郑庭笈是海南人，毕业于黄埔五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名将，也是“海南三郑”之一。

解放战争爆发后，郑庭笈奉上级命令从云南长途跋涉赶赴东北战场，最终在辽沈战役中被东野部队俘虏。

郑庭笈

第五位被释放的是宋希濂。宋希濂在国军中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他曾在抗日战争中荣获国民党的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还享有“鹰犬将军”的称号。

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在兵败逃亡、即将被我军俘虏之际，他企图开枪自杀，好在被身边的警卫及时制止。随后，他很快就被解放军追上并俘虏。

第六位被释放的是杨伯涛，和接下来的陈长捷、邱行湘一样，他们三人都是典型的国军将领，皆因兵败被俘，而后在同一批被释放。

杨伯涛

最后两位是周振强和卢浚泉，他们在高级将领云集的功德林中军衔不算高。但由于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中表现出色，并且对共产党所犯的罪行相对较少，因此得以在第一批被释放。

在被释放的十个人中，除王耀武与陈长捷在1968年去世外，其余的人都十分长寿。与陈长捷的76岁相比，王耀武仅仅活了64岁。

曲折人生

在1959年首次特赦的10人中，王耀武排名第二。巧合的是，他也是这10个人中第二个去世的。

王耀武

王耀武于1904年出生在山东泰安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国民党的众多将军中，作为“00后”的他算是比较年轻的。

王耀武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924年。在此之前，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