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节选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这组照片生动展现了1931年武汉那场惊心动魄的水灾场景。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给人类带来沉重的打击。而1931年的这场水灾，更是成为了武汉人民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记忆。通过这些珍贵的老照片，我们仿佛能穿越时空，亲眼目睹当年水灾的惨烈状况，感受那一段充满苦难与抗争的岁月。

1931年，民国二十年，中国再度陷入水患之中。从5月开始降雨，一直持续到6月、7月，从春雨到夏雨，雨下个不停，时而似停又下，时而雨水如注。那种大灾来临前的不祥预感，让人莫名恐惧。在人们一次次望天兴叹中，渐渐地，长江、黄河、淮河乃至它们的支流都涨满了水。人们还没反应过来，洪水便如猛兽般冲下山坡，越过乡村，冲垮堤岸，涌入城市，扫平低矮的房屋，掠过拥挤的人群，所过之处，一片汪洋。灾难肆虐已久，蔓延至中国大地。据《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统计，水灾波及中国二十多个省份，“堪称是民族大灾难”。当时的武汉，受灾极其严重，“武汉全镇，几至毁灭”“汉沔之三镇，昔日繁华，顿成泽国”的“空前未闻之大水灾”，受灾时间之长，损失之惨重，超乎想象。

据史料记载，1931年7月以来，武汉已经连续强降雨十多天。天灾无情，再加上连年内战，国库空虚，防范不当，国民政府官员救灾不力。到了8月，各地堤防告急，汉口、武昌、汉阳都被洪水淹没，武汉三镇浸泡在水中，有些地方长达百日。洪水汹涌不停，一直到9月。这段时间里：“8月14日，有报道说，在武汉三镇已经有七十万难民……”

据说政府正在筹划要疏散人口的问题，并且派了几条轮船，专门疏散人口和运送难民。“当时有报道说，光是在湖北省就有四百万间房屋被冲毁，在汉口城内就有八千人被淹死，后来的报道宣称，汉口的情况非常凄惨，主要是安置尸体和安置难民这两件事非常困难，所有的街道运输都不得不使用木板和其他船只来代替。然而，幸运的是，洪水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见《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密勒氏评论报〉记录的民国1926 - 1949》，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一条黑狗被洪水困在了民生马路的一片民房的屋顶，无助地张望着。洪水来临时，它拼命逃窜，也许是被水追着从屋顶主人撬开的那个洞爬到了上面。它也许会被划来的小船救走，也许拍完照之后，它在另一片绝望的黑暗中死去……

民生马路上倒塌的民房。高高的电线杆，现在孤零零地矗立在照片中央，显得很短很短。杂乱与破败，在洪水渐渐退去时凸显出来。有位妇人，正在收拾衣物，她陷入这片凌乱不堪中，衣衫褴褛。

武汉大智门附近倒塌的旅馆。电线横切了天空，遮天蔽日。曾经，这家旅馆前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现在却是船来船往。人们似乎是路过，又好像是从旅馆里寻找物资，迅速逃离。过膝的水，冰冷刺骨，浸入水中行走的人。可是，画面依然是安静的，没有人声，没有人说话。

法租界的明星大戏院。傍晚时分，这异国风情的建筑被淹没于水中。晚风吹拂门前的这汪水。渐行渐远的小船，皎洁的树影。一日日地暴雨雷电的袭击，它，还在，那里的戏文、唱词、才子、佳人、华彩……也还在。在这个夜晚，都突然地寂静下来……

灾情之后，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对抗灾救援做了一些努力——以当时的国力，相比于灾情的严重损失，也只能说是一点杯水车薪之力。1931年8月28日，蒋介石乘坐军舰视察武汉各个港口，30日，发表《告汉口水灾被难同胞书》。政府颁布政令，将此次水灾定为“国难”，并命令各党部机关积极支持救灾，如节约、募捐、严惩救灾不力的官员等。

面对巨大的灾情，国民政府紧急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总会设在上海，为了便于受灾严重的武汉的赈灾事宜，又专门在武汉设立了分会。宋子文出任委员长，由中央统一调配赈灾事宜，广泛募捐，群策群力，社会各界及国际友好人士都给予了各项人道主义援助。据统计，救济水灾委员会从国内、国外总共筹集到救灾物资七千万元左右，并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将救济款用于办工厂、办收容所，为灾民提供免费食物及医疗物资等。维持灾民正常生活的物资如衣物、被褥、帐篷等，也源源不断地运到灾区。公职人员也响应政府号召，“募捐救灾”，救助灾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对此，卫生处长刘瑞恒担任救济水灾委员会下属的卫生防疫组主任，一方面筹集防疫药品，另一方面积极组织专业医疗人员前往灾区注射治疗，有效防止了疫情传播。

这平常的街景，阳光很刺眼。远处木楼上晾晒着的衣服，街道两旁的摊子堆放着杂物，近处过街木板上行人正在礼让……这无不令人感到生活还在继续——似乎，这只是一场平常的雨下过之后。

洪水淹没了民生马路一层的店面。这座欧式风格的建筑，见证了暴雨洪水的肆虐，一如它见证了老武汉的繁华。这座城几起几落，它们是坚实的守护者，也是城市沧桑与风华的体现者。

水灾后的汉口江汉关大楼。江汉关大楼建成于1924年1月，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三座海关大楼之一。英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庄重典雅。坐南朝北，濒临长江，总高度45.85米，是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江汉关大楼呈对称布局，两侧与正立面墙体间呈92°夹角，与背面墙体呈90°夹角。大楼设计考虑了长江水位对建筑的影响，其基础高于长江平均洪水位标高。”这段记载，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遭受1931年水灾之后，江汉关还能屹立依旧。人们穿行于屹立依旧的江汉关前，似乎找到了某种安宁。

阳光正足，这座欧式洋楼里，二楼的主人正悠闲地靠着栏杆——应该说如此大灾对于居住在楼里的富人，并无太大影响，只是出行麻烦了些。眼前的这艘小木船，除了划船的人，后边还有推船的人，他们如此艰难地在水上划行，这位妇人正默默地望着远处……

民间慈善团体也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当时秉持人道主义的中国红十字会，在水灾发生后迅速向灾区派遣医疗人员，做了大量救治和防疫工作。《申报》《时报》等报刊也奔走在水灾一线，实时宣传，呼吁各界的救助和支持等等。为了有效赈灾，救济水灾委员会特设特科，与民间团体联络，共同推进多项工作。

1931年的这组照片，再现了当年武汉水灾真实的场景，一张张翻过，忍不住“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些照片都存在于特殊的静谧之中，无声的悲叹，一首无尽的悲怆的曲子，回响在照片内外。它们有的以武汉市重要的地标建筑为摄影主体，兼及街道场景。有的取景于平民生活区，灾后的平民住在棚子里艰难度日。照片的标签审慎标注序号、地点、时间、摄影人等，有一种“图像证史”的意图存在。

沿街的欧式洋楼一排排展开，拉深了照片的空间，将观者拉入深远无常的历史和无尽破碎的现实。“新号衣庄”特别醒目，又曾经是一条街的繁华。行人乘船或步行，正常生活正在渐渐恢复。划船的人一脸疲惫劳累，坐船的人轻松悠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