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填四川、蹚古道并称为五大人口迁徙活动，这些活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交流。古代中原王朝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常在长城沿线的险要地段设置军事防御关卡。特别是在明代，更是先后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九边重镇。而“走西口”中的“口”，指的便是张家口、喜峰口、古北口、杀虎口等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口。所谓“走西口”，就是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民众向长城以北的口外地区迁徙的过程，这一迁徙活动蕴含着无数人的梦想、希望与艰辛。

自明清以来，长城沿线的众多关口逐渐演变成为贸易场所。明朝隆庆年间，蒙古俺答部的阿勒坦汗受封并修建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随后双方开放了边境互市。这为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晋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他们走出杀虎口，与蒙古各部进行贸易往来。当时，蒙古向内地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牛马羊以及皮革制品，而内地向蒙古输入的商品则包括布匹、丝绸、瓷器、粮食、盐、茶等等。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也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进入清代以后，山西商人延续着早已存在的传统，深入大漠运送军粮、军马等物资，从而为朝廷在当地的驻军提供后勤保障。与此同时，他们也和漠北蒙古许多部落开展民间贸易。这一时期，晋商的贸易版图几乎是随着大军的足迹不断拓展的。明末清初，蒙古许多部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部分。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已经征服了漠南蒙古许多部落。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漠北蒙古在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威胁下归附清朝。

公元 1755 年，乾隆皇帝借准噶尔内乱之机出兵占领伊犁。两年后，清军平定准噶尔残部阿睦尔撒纳的叛乱。至此，漠西蒙古地区已全部被清王朝控制。1759 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将天山南北的整个新疆地区纳入到了版图。1689 年 9 月 7 日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两国东部边界，从法律上确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

1728 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在重申《尼布楚条约》对中俄两国东部边界的规定这一基础上，开放了两国在尼布楚、恰克图等地的互市贸易。在这一过程中，晋商的贸易版图也随着清军的推进拓展到黑龙江畔、天山南北等地。这一时期，晋商开辟了两条中俄商道：一条是由恰克图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至张家口，一条是由恰克图经库伦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当时的晋商把大同东边的张家口称为东口，大同西边右玉县的杀虎口称为西口。“西口”实际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大同以西的长城关口都可以叫西口；狭义的西口特指杀虎口。清代出于避讳的原因将杀虎口改为杀虎口。如果说早期到口外谋生的人主要是去经商，那么明末清初以后逐渐开始有人在口外定居下来。为什么这时长城以内的民众要到长城口外去谋生呢？其实主要是为了躲避口内的天灾。

明末清初正值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小冰河期的峰值。现在一般推测明末的气候特征应该是比较寒冷干燥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康熙皇帝登基后，华北地区遭遇了持续四年的大旱。当时就连黄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现了断流现象。那些年华北地区的降水量下降了 11%至 47%，整个华北地区在那些年里几乎就是颗粒无收。持续的旱灾又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蝗灾。

在这种形势下，粮食价格一涨再涨，而且有时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有些地区逐渐开始出现百姓易子而食的惨剧，而一些活不下去的百姓开始选择揭竿而起。除了揭竿而起之外，老百姓剩下的活路可能就只有逃荒了。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既然老百姓找不到吃的，那么他们就只有到处逃荒，看看其他地方能不能找到吃的。还是由于气候的变化使明朝与蒙古大体上就以如今的长城一线作为持续博弈交锋的战线。

如果我们暂且抛开明末这一特定时期不谈，那么实际上整个有明一代两百余年最大的外患不是女真而是蒙古。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双方边境就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状态。现在灾民们既然在自己老家找不到吃的，那么自然就有一部分华北地区的灾民涌入到与蒙古交界的地带谋生。在天灾之外，明末清初的战乱也加深了普通百姓的生存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山西人出杀虎口、陕北人出府谷口、河北人出独石口进入蒙古草原。清朝中后期以后在人口增长压力和列强侵略造成的边疆危机下，朝廷逐渐放开人口封禁政策：允许中原汉人到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开垦土地。晚清时期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自然灾害频繁：清光绪三年至五年由于连续三年大旱而导致了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 1000 余万人饿死，另有 2000 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的大灾荒。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批百姓被迫离乡背井前往口外寻找新的可开垦的土地。以山西人为主体的移民群体在这一时期带来的农耕文化和口外蒙古人的游牧文化逐渐融合，使晋文化得以在当地扩散，同时也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融合。当然，长城口内的百姓向口外迁徙最核心最本质的动机就是求生。走西口的过程中人们传唱着这样一首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

这首民谣直接道出了当年那些离乡背井走西口的人内心深处的心酸无奈。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所以才会有“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样的俗语。如果不是在老家生活不下去，那么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难以想象的。与走西口类似的是，闯关东、下南洋的背后也都有着早期移民背井离乡的心酸史。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代又一代奔赴口外谋生的移民用自己的双脚为后人走出了一条条路线。狭义上的走西口路线指的是从杀虎口经过土默特沿黄河向西到包头。除此之外，奔赴口外谋生的移民还走出了其他几条路线：从陕北经榆林过鄂尔多斯到包头；从宁夏到包头或鄂尔多斯；从张家口经过土默特沿黄河向西到包头（这一条路线被认为是走东口）。包头在当时是河北人、山西人、陕北人所走的这几条路线的汇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