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考古领域，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备受瞩目。回溯建国初期，我国重要的考古发现几乎全由中科院考古所主持发掘，各地方省市的考古力量近乎空白。鉴于此状况，当时举办了四期全国考古培训班，这四期培训班也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如今入围全国十大考古终评会的20个项目，绝大多数都是由地方省市考古研究机构主持的，这一转变体现了我国考古事业在人才培养和地方考古力量发展上取得的巨大进步。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然而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力量却严重匮乏。为解决这一难题，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自1952年至1955年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当时留在大陆的文物考古界知名学者几乎都参与了授课，这对于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而言，无疑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救火”行动，同时也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此后的学生再难有此殊荣。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这四期学员便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
1952年8月第一期训练班开学典礼（摄于北大理学院礼堂前，宿白提供）
坐排右起依次为：郭宝钧、尹达、韩寿萱、启功、张政烺、夏鼐、郑天挺、裴文中、郑振铎、郭沫若、沈雁冰、丁西林、唐兰（左1）。
前排立者左起分别是：宿白、陆峻岭、张珩、贾兰坡、刘启益（左6）、水良箴（左8）、蒋若是（左9）、罗平（左14）、杨宝顺（左15）、安志敏（左19）、马得志（左20）、李逸友（左23）、刘观民（左26）。
后排立者为茹世安（右10）。
前排蹲坐者左起为：刘慧达、杨诒芳（左3）、晏学、蔡佑芬、李世芸、岳凤霞、陈默溪、吕遵谔（左10）、郑振香、赵其昌、俞伟超（右3）、纪秋晖（右1）。
“能训练50人就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大学基本没有正规的考古专业，有限的考古工作者还有相当一部分去了台湾，留下的仅有杨钟健、徐炳昶、裴文中、梁思永、郭宝钧、夏鼐、曾昭燏和苏秉琦等几位。新中国基本建设热火朝天，各地不断发现古墓古遗址，但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大多不懂考古发掘，纷纷向文物局求助。而科学院考古所1950年才刚刚恢复，专业人员不过10余人，力量远远不够。在人才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举办短期考古训练班便成了一项“救火”行动。
1951年底，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主持的“1952年考古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办班问题达成共识，并提出：“训练班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如果需要抽调人员时，训练班有优先的权力”。时任文物局博物处处长的裴文中乐观地表示，第一批“如能训练50人就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则指出，“我们不但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同时也就为将来的工作培养了干部”。1952年7月，办班计划获得文化部和教育部批准，训练班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合办，为期三个月。学员从各省调干，文物局负责组织筹备，考古所负责教员和实习，北大负责教员和教学场地。裴文中担任训练班班主任，下设教务组三人，宿白分管教务和上课，安志敏负责田野实习，纪秋晖分管总务兼团支部书记，其他老教授们则专注于讲课。
北大理学院旧址（位于今人民教育出版社院内，左侧即理学院礼堂原址。）
与此同时，北大历史系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办考古专业。恰逢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合并，北大第二届博物馆专修科学生(1950年入学)被合并到历史系，一部分转到考古专业，另一部分则转到生物系或历史专业。转到考古专业的学生李仰松、俞伟超、郑振香、刘观民四人参加了第一期训练班。1952年8月6日，训练班正式开学，这便是后来被称为“黄埔一期”的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热河送来个娃娃”
接到文物局调函后，全国各地积极送人到北京参加培训，山西省文管会主任崔斗辰甚至亲自把学员送到北京。第一期一共招收了全国各地文物干部65名，另有北大历史系49级直赵其昌、吕遵谔等5名学生以及研究生邹衡参加培训。参加学习的干部需具备以下条件：
其一，本人历史清楚，思想进步，有培养前途。
其二，身体健康，适合田野工作。患有肺病、心脏病、色盲、平足等疾病的均不适合田野工作，而且由于训练班设备条件有限，不接收携带小孩及怀孕期间的女同志。
其三，文化程度方面，需是高中以上学校毕业或有同等文化程度的文物工作干部及志愿从事考古工作的文教干部。
其四，年龄需在三十五岁以下。
抽调文物干部的名额分配是根据各省文物分布及工程建设情况决定的，其中华东区和中南区比例较高。前两期学员的教育程度、年龄参差不齐，他们由各地文管会、博物院推荐保送，程度低的只念过初中，程度高的读过大学甚至研究生，年龄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不等（第二期的汪宇平42岁）。
第一期学员中上过正规大学的比较多，有朱希元（辅仁大学）、刘启益（武汉大学）、安金槐（河南大学）、党华（浙江大学）、石光明（四川大学，研究生）、裴明相（中央大学）、于豪亮（四川大学）、李锦全（中山大学）、蒋若是（齐鲁大学）、岳凤霞（北京大学）、李逸友（北京大学）、葛治功（复旦大学）等等。年龄最大的何国维、徐孝穆（柳亚子外甥）都接近40岁，最小的徐秉琨18岁，郑绍宗、黄明兰、张金铭、匡远滢、赵生琛等人都是20岁上下。据后来担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的郑绍宗回忆，到北大红楼报道首先见到的是裴老，裴老笑呵呵地说：“热河省送来个娃娃，怎么办！”（当时热河省归东北区管辖，首府在承德，1956年撤销，并入河北省。）
训练班班主任裴文中先生(裴申提供)
学员的来历也是多种多样，汪宇平解放前是沈阳日报社社长，因与北大教授阎文儒有私交，还一起跑过考古调查，解放后失业前往内蒙古应聘教员，被分到文化部门工作。庄敏解放前是苏南地区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到苏南文化局工作。许顺湛本是文工团搞创作的，解放初调到河南省文管会，1952年担任省文物工作队副队长，因不熟悉业务，参加了第二期训练班。第三期湖北省报了四个人，但有一个政治不过关，就补上文工团出身的王劲（后担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多年）。由于南京留下来一批解放前参加过安阳发掘的工作人员，华东区的学员，像南京市博物馆的李蔚然、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等都有工作经验。浙江的党华在解放初在浙大人类学系听过夏鼐先生的课，因此还可以给学员代一点课。邹衡原是北大法学院47级的学生，后追随郭宝钧先生学考古，作为当时唯一的考古研究生参加了第一期田野实习。
位于沙滩的北大红楼旧址。训练班教务组在一楼117，上课在二楼。
第二期训练班开学时，教务组遇到一个难题，新疆送来两个学员，一个维吾尔族的阿不都克力木沙北提，一个哈萨克族的哈不旦，只有初中文化，还听不懂普通话，听课十分痛苦，便打算放弃。但文化局考虑到新疆考古工作重要，需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便想办法解决。后来，分管总务的纪秋晖灵机一动，开了介绍信去找当时的民族学院院长费孝通，几经周折，民族学院破例收下了两个学生。
第二期训练班开学典礼 1953年8月1日（宿白提供）
坐排右起依次为：裴文中、夏鼐、郭宝钧、王冶秋、郑振铎、汤用彤、丁西林、杨钟健、张政烺、向达、张珩、韩寿萱、侯堮。
立者前排分别是：宿白（右1）、刘慧达（左1）、黄展岳（左4）、叶小燕（左5）、罗哲文（左6）、庄敏（左7）、岳凤霞（左9）、安志敏（左16）。
立者后排为苏秉琦（右5）。
尽管不是所有学员都是自愿来学习的，但他们都非常用功。沙滩离王府井商业街很近，燕园和颐和园也不远，但星期天极少有人去逛街或游玩。由于条件有限，只有个别课程有油印的教材，很多大专家没有写讲义的习惯，听课的时候，老师写板书，学员记笔记。遇到老师有口音的，刚接触普通话的学员就听不懂。所以，虽然教学计划经过了精心研究，文化程度低、从未接触过考古的外地学员还是学得很吃力，笔记根本记不下来。教务组就在晚上把学员再分成小组学习，基本上是对笔记，大家互相补充。
随北大搬到燕园以后，训练班学员在文史楼上课（梅慧杰摄）
随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从沙滩红楼搬到海淀，自第二期（1953年）以后的训练班也随之搬到燕园上课。这时北大考古专业四年级学生以及在洛阳工作的第一期学员已经可以当实习辅导员了。
特别的教学计划和顶级的教员
罗哲文先生保存着一份当年的教学计划，从教学计划来看，为训练班特别研究的课程共分三大类：文物政策法令、考古学和文物常识。
文物政策法令课程由文物局负责，教研小组由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博物馆处处长裴文中、副处长王振铎、文物处副处长张珩以及谢元璐、罗哲文等人组成。
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50级学生毕业合影(摄于1954年8月)
前排左起为：李仰松、郑振香、俞伟超、杨建芳。
后排左起为：林寿晋、徐连城、刘观民、陈慧、黄展岳、吴荣曾。
其中李仰松、郑振香、俞伟超、刘观民是从博物馆专修科转入考古专业的，参加了第一期训练班学习。黄展岳和吴荣曾是从历史系转到考古专业，任第二期训练班辅导员。(李仰松提供)
考古学课程分为中国考古学及田野考古方法。史前考古学教员是裴文中、贾兰坡（讲周口店）、安志敏，殷周考古教员郭宝钧（讲殷墟、辉县商周墓）、张政烺、唐兰、梁思永、苏秉琦（讲斗鸡台考古），汉唐考古及汉以后考古教员张政烺、苏秉琦、夏鼐、曾昭燏、王仲殊。
田野考古教研组包括梁思永、夏鼐、裴文中、曾昭燏、郭宝钧、苏秉琦、石兴邦、安志敏。授课内容包括考古学通论、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考古记录、考古测量包括墓葬及遗址探沟平面图及剖面图、器物绘图、器物照相、研究整理方法、编写报告。老技师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