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研读历史新闻时，我们常常会留意到，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这些关键时期，曾有人犯下左倾或右倾的错误，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那么，究竟什么是左倾和右倾呢？那些不同的代表人物又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呢？深入探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党的历史发展脉络有着重要意义。

“左”倾：激进、盲动、冒险的机会主义

所谓左倾主义，其实就是高估了客观实际情况，一心想着能一步到位，迅速解决问题并达成革命胜利。在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有不少犯过“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像李立三、王明、瞿秋白等。

l 瞿秋白：革命低潮时的“左”倾盲动主义

1927 - 1928年期间，中国共产党陷入了革命的低潮阶段。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在此期间，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先后遭遇失败。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在领导工作时，虽然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却又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他们号召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动暴动，然而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多数暴动未能成功，有些甚至根本就没能发动起来。这些错误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导致的。

l 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

1929 - 1930年间，共产国际多次发来包含“左”倾主张的指示和来信，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群体产生了错误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他们照搬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发起全国范围内的工人暴动，还组织红军攻打大城市，试图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但由于当时敌我实力差距巨大，这种激进冒险的“立三路线”很快就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各大城市的党组织几乎瓦解，红军力量也遭受了严重的削弱。

“立三路线”的失败从侧面证明了，以城市包围农村、照搬共产国际的方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才是最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路线。

l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王明（原名：陈少宇）是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左”倾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他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主要表现为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政策上大力推广城市中心论，在人事上排除异己、反对中间力量。从1931年到1935年这四年间，他的“左”倾教条主义实际上统治着共产党。其典型代表人物除了王明，还有博古。王明是理论的创造者，1931年他去共产国际担任领导职务后，博古作为继承者继续执行王明的理论，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这种局面才得以扭转。

“右”倾：低估、悲观、妥协的机会主义

所谓的“右”倾主义，就是在革命过程中低估自身力量，高估敌人实力，不敢积极主动地发动革命力量，从而陷入被动局面。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犯过“右”倾错误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还有王明（没错，他还犯过“右倾”错误）。

l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遭受严重损失

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有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可磨灭。毛泽东曾评价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然而，在蒋介石撕毁国共合作、大肆迫害革命人士的关键时刻，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没有及时发动革命力量进行斗争，而是一味地对国民党妥协退让，放弃武装、搞阶级调和，还抑制工农运动，这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l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1937年，王明从苏联返回延安，回到中央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体现“右”倾观点的报告和文章。他过度强调统一战线，对国民党无原则地迁就和退让，未能把握好统一战线中联合与斗争的辩证统一关系，也不重视游击战争和敌后武装根据地的建设。

由于王明身份特殊（他曾担任过共产国际领导成员，长期在苏联，与斯大林关系密切），他发表的相关观点给共产党的抗日工作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影响。

为了让共产国际更真实地了解中国抗战情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派遣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进行报告和说明，这为后来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的错误、明确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阶段，思想路线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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