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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广电独家”记者 林沛
“广电独家”今天获悉超级干加盟，业内知名纪录片人干超（上海纪实频道原总监、真实传媒原总经理、云集将来原董事长）正式加入优酷任副总裁，负责泛文娱内容中心（含纪实、文化、资讯、生活），直接向阿里大文娱轮值总裁、新任优酷总裁樊路远汇报工作。
另据记者求证，早在去年年底云集将来A轮融资后，干超便辞任该公司董事长职务。该公司也是SMG旗下产业之一，专注于精品纪录片生产与运营，近年来因《本草中国》《跟着贝尔去冒险》《水果传》等品牌纪实IP声名鹊起。如今，云集将来官网“管理团队”一栏显示，总经理龚卫目前兼任董事长。
1978年出生的干超，今年刚满40岁，无论事业与个人都正值盛年。他的“换工作”引起了纪录片界的强烈关注。因为事实证明，无论是上海纪实频道还是云集将来，近年来都成绩斐然。
复盘干超职业生涯上半场
著名纪录片制片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融媒体文化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兼秘书长孙剑英说：“干超在纪录片界是个很有影响力的平台管理者，也是优秀的制作人。他在上海纪实频道从普通导演做到副总监、总监，一直到云集将来董事长。我们也都是一路看过来，确实是难得的制作人和高管。”
“干超对纪录片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云集将来董事长、总经理龚卫评价道。
作为纪录片导演，他的《红跑道》至今仍保留着电视纪录片在国际舞台上的获奖纪录。和另一部获奖作品《房东蒋先生》一样，《红跑道》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立色彩，对社会现象有真诚的艺术表达。
纪录片《红跑道》
“真正的大片，是那些有生命洞见和思想深度的纪录片”，干超曾在2020年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然而，他又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作者。近几年，《跟着贝尔去冒险》《本草中国》《水果传》《伟大的一餐》一部接着一部，让人眼界为之一开。
这些作品始终在探索着“纪实+”的可能性，纪实真人秀、PGC短视频、纪录电影、准直播式纪录片……其中的IP转化为手机游戏、线下体验、网络直播、旅游品牌、教育赋能的产品，让市场看到高水准、原创、真实的内容实现商业变现的多种可能。干超曾经说过，“纪录片不能商业化，但应该兑现商业价值。”
“有一次他在频道作报告，放了一个阐释纪录片创意的PPT，是给广告客户看的。”上海纪录片元老王韧的第一感觉是“说不出话来，再一次震惊”，“我和同事说，我们和他们是两代人。这里面有思考的深度和市场的经验，全是新知识点。”
即便身上挂着总监、总经理、董事长等一众头衔，干超对创作的态度仍是身体力行：穿着一双登山鞋跟着团队下矿井上高原，亲自担任《本草中国》撰稿人……“他是个手艺人，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价值，他走我是很惋惜的。”王韧向“广电独家”记者透露，在台里做大项目期间，“片中字幕校对、翻译、中英文分行，竟然要干超熬夜通宵自己来做。很多人不理解。”王韧说，“他做了频道总监以后，更是非常出乎我的意料。”
《国资研究》报道数据显示，在干超担任上海纪实频道总监4年间，频道实现累计净利润1.46亿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高达249%；他担任云集将来传媒董事长期间，云集将来从一个账面300万元的公司起步，3年后成长为市场估值6.25亿元、市盈率25倍的中国纪录片原创力量。
另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0）》统计超级干加盟，2020年上海纪实频道独播纪录片数量、收视率、覆盖地区全国排名等多项关键数据都位居地方纪录片频道之首。
相继启动的《海上丝绸之路》《理想照耀中国》《生死地》《西藏，自然之路》《大上海》《浦东传奇》等大片唱响主流媒体责任担当，彰显上海台的大台实力。
同时，取消对文化栏目《大师》的收视率考核，强化对老牌栏目《纪录片编辑室》的保护和投入，推出记录城市生活的节目《72小时》，让人们看到对纪录片传统的尊重。
《报告》指出，频道“通过平台上星、全媒体联动、产业创新等手段，取得了众多突破性成果，为全国纪录片行业带来了更多信心和可以借鉴的思路”。
而据《国资智库》披露，在传统电视面临艰巨挑战的2020年，SMG领导层展现了上海独有的战略格局和决策力，决定通过成立云集将来在体系内实施机制体制改革，创新突破。
但是，改革方案出台，怀疑的论调却成为主流。因为根据当时的全国调查，市场化的纪录片制作公司只有区区20多家，实现盈利的只有1家。这恐怕是传媒体系内极为少见的一幕：在最不被市场看好的领域里进行创业垦荒。
在2020~2020年，云集将来收入和利润实现连年增长，短短两年半利润增长近10倍；2020年总收入突破1亿元，超额完成了对SMG的业绩承诺。
比经济数字更重要的，是纪实内容向的破局。
《跟着贝尔去冒险》是第一部由纪录片团队打造的大型真人秀，全网播出突破8亿次。
《本草中国》成为首部登陆一线卫视周末黄金档的纪录片，首播时收视率达到0.83%，超过同时段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
《水果传》成为互联网上年轻观众比例最高的纪录片之一。
计划中的《火星计划》则是第一部同时涵盖纪录片、真人秀、科幻剧样式的节目，而《六个团子》是一档播出时间长达6个月的准直播式纪录片。
在垂直领域中，《中国美》《中国老总》《最美公路》《水果传》《被点亮的星球》《伟大的一餐》《超级亚洲》《激荡四十年》《生命里》《追眠记》等作品，呈现出以纪录片表现人文艺术、政治经济、商业财经、自然地理、美食生活、宇宙探索、社会现实等领域的优秀水准。
将导向、品质、市场、用户这几个看似不相干的元素，在纪录片领域达成统一，是成绩背后重要的逻辑。
“在中国纪录片界，干超是个很敢想的人。”孙剑英对“广电独家”记者说，“无论做制作人还是管理者，他想做的事情总能看到结果。”
直到如今，云集将来与Discovery合作的《跟着贝尔去冒险》与《越野千里》，与国家地理频道合作的《被点亮的星球》等，在业内仍是脑洞大开、少有碰触的纪录片国际化玩法。
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等对于中国题材纪录片多年来采取的都是“合拍模式”：在国内找制作团队，拍了之后仍在国外播。但，“我们的合作是整个业务都绑在一块。大家共同投资，通过市场营销后共分享利润，不只是纯粹内容合拍的概念了。”探索亚太电视网（Discovery）大中华区前主席张方告诉记者，“以前没人这么做过，‘贝尔’是我们在国内媒体合作的首创。”
王韧仍记得几年前参加MIDA（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国际纪录片奖）晚会的情景，那是一场由干超导演的纪录片晚会。“全场爆满，提前10分钟到，一个位置都没有，很多人只能席地而坐。”整台晚会简朴，却洋溢着少有的现代感、专业性和国际氛围。
“整个会场上，世界最大的纪录片制作单位、纪录片影展的老总都来了，都是他请的。他们纷纷上台讲话，整台晚会主持、嘉宾全都是双语。”王韧告诉记者，自己当时突然意识到，“他是上海台极少能与世界纪录片对话的人”。
今年8月于韩国首尔举行的第15届EIDF国际纪录片节，是亚洲最权威的纪录片节之一，干超以漫画人物形象登上主海报，足见国际纪录片界的认可。
“既有的平台业绩也是很不错的，很多事情值得做。”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说，“但想在这个行业有作为的人，心里一定是不甘慵懒、不甘寂寞，还想再出发。”
干超“换工作”，行业如是说
对于干超“换工作”的决定，张方并不感到意外，他认为干超“本身就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创作人员”，“他上来之后做了很多大胆尝试，有些甚至有风险，他也愿意试。我是蛮支持他做这个调整。对他本人、对整个产业、对纪录片领域都不是坏事。”
干超不是第一位从传统媒体进入新媒体的知名纪录片人。前有《舌尖上的中国2》原制片人朱乐贤、《舌尖上的中国》原总导演陈晓卿，后有《超级工程》原总导演李炳等。朱乐贤与陈晓卿加入腾讯，李炳则加入优酷。
“最近六七年，播出平台的多元使纪录片可以选择生存环境了；最近四五年，广告商和银行风投都开始投资纪录片，”孙剑英说道，“这在十年八年前都是不敢想的事儿。”
安徽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总编辑禹成明温和地表达出传统纪录片人面临的一些“辛苦”，“节目的购销能不能价格更高？专业人员的激励能不能打开？”他提出，购销、人才与资本是国内纪录片市场形成的三个要素，目前更需要在最后者发力，“市场资本提供了更大空间是好事情，要不太苦了。”他笑言，团队在拍摄《小岗纪事》的过程中，在小岗村要凑钱买家电、买洗衣机，“确实很辛苦”。
纪录片制作人是电视时代的功臣、互联网时代的匠人。在如今市场打开的前景下，他们显然有了更加多元的职业发展空间。
到目前为止，知名纪录片人的新去向，最多的是拥抱新媒体或携手资本去创业。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0）》显示，2020年中国纪录片主要投资者依次是电视台、民营公司、新媒体机构和国家机构。其中，新媒体增长幅度最快，较之前年增长了50%的投资规模。
以腾讯、优酷、爱奇艺为主的视频网站“巨头”近几年在纪录片方面都进行了不小的投入。腾讯视频每年上架纪录片达上万小时，其中独家的达到4000多小时，采用自制或联合制作等多种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也曾指出，新媒体正在改写纪录片的传播规则，重塑传播版图。相较电视媒介，新媒体平台为纪录片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也为纪录片收获了相对稳定的受众人群。
“我想互联网巨大的空间与能力，让他们对纪录片的前景有一种乐观，可能也是他们评估（离职）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吧。”何苏六说，“所以他们再出发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都会跟互联网拥抱。”
对这些离职的纪录片高管来说，另外一个不言自明的方向，或许是由资本、商业加持的新型纪实产业。干超就曾在采访中说，“你是创作者、我也是创作者，你是平台管理者、我也是平台管理者，我们碰到的问题差不多，导致我们所思考的东西也大同小异。”这种同质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他看来，是纪录片“本应十分丰富的产业内涵，有时被我们屏蔽掉了”。
可以看出，云集将来近年来的资本运作，不仅使这家SMG旗下公司为全国纪录片行业做出突破与表率，也印证了他似乎并不甘于传统“玩法”，充满开路意识和创新实践动力。
在2020年年底举办的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上，干超获得年度人物。评委会给出的获奖词是：在中国纪录片公众时代，他拓宽了纪录片的视域：用纪录的力量撬动资本杠杆，大幅抬升纪录片综合价值；依托雄厚资源，打造产业化纪实生态圈；打开纪录类型边界，让真实走近更多用户；跳脱于西化的范式，探索属于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化经营模型。
“那是我们第一个授予的年度人物，后面（2020年）是空缺。我们对他纪录片的贡献还是有比较高的认可度。”作为中国纪录片学院奖的领头人，在采访中，何苏六评价干超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突围”，“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他说，“他是很务实的，他的思维又很超前，所以此前很可能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作为一个纪录片人，如果具备了很优秀的特质，在哪儿都会活得好。”孙剑英十分乐观，她认为干超、陈晓卿等人有一些相同的特质：第一，已经有个人品牌影响力，运作过专业上是内行，作为高管又懂管理、懂市场运行的规律，手里有资源；第二，不断创新，带领团队寻求突破，深谙市场上观众的需要。“他们都属于高管，不再是普通制作人了，懂市场、懂制作、懂管理，有品牌、有资源，有这么多在身上，在哪儿都会活得不错。”
站在广电的立场上，禹成明的第一感觉是不舍，“对电视台来说，一定是重要人才的流失。”他告诉记者，“他们既是好导演又是操盘手，确实是损失。一个类似人才的培养，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他也认为，眼光和专业度便意味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从一个纪录片“老兵”的角度，禹成明想到的第一点是传承，“希望他们把体制内好的传统、专业精神和对纪录片的眼光能带到新领域，树立一个更好的引领作用，让纪录片有更大的空间，把我们纪录片的行业门槛提高，就像跳高一样。行业做大、做强，腰杆子才能挺起来，地位才能提高。”他笑言，“什么时候纪录片导演也能按集开价就好了。”
在采访的过程中，孙剑英一直提醒记者，“这种变化是很正常的，我经常跟业界同行交流，大家都觉得特别正常。”此外她也提示道，“空间大了，压力也会增加。在公司里面要算账的，比电视台生存压力大得多。”
“希望他对于中国纪录片的产业途径或纪录片的新生态，能有一个正向作用吧。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何苏六说道，“因为他们内心里面对纪录片的真正繁荣都有一种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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